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

对于唐代三省体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以欧阳修所说最具代表性，所谓“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①。从此，所谓“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的三省体制成为通行说法②。然考究史实，单纯以中书出令、...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唐代中央行政决策机制研究

唐代建立了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一是决策监督机制:唐代中央决策系统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在决策过程中互相制衡;在中书、门下决策中枢设置一大批谏官,对决策进行审议;决策执行机关尚书省对中书、门下的决策进行认真审查,若决策有失误,可以封还诏书,拒绝执行;监察机关御史台也可拒绝执行皇帝不合法的决策。二是决策集议制度:唐代中央对军国大事进行决策时,总要召集有关官吏进行讨论,主要采取朝议(又名廷议)、仗下后议、延英会议、百官集仪、政事堂会议等决策形式,集思广益,反复论证。三是决策咨询制度:唐代皇帝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翰林学士等一大批德才之士作为谋僚,皇帝每遇军国大事决策总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咨询决策的方案。四是信息传递制度:唐代中央决策信息依法按程序上报,真实可靠,处理及时,违者依法制裁。唐代中央行政决策机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表现在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决策责任制,互相制衡,决策过程按一定的法律程序运行;二是实行决策论证制,集体讨论,广泛咨询,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唐代中央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使决策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减少了决策的失误,促进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所谓盛世的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唐代惩官行政法律手段及其对唐律的影响

有唐一代对官吏的惩罚有其独特的一面,特别是其治理官吏的行政法律手段对唐以后王朝的行政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着重从撤销官职和罚没俸钱两方面来分析唐代对官吏惩罚的行政法手段及其对唐律的补充和完善。     

责任行政及其实现机制探讨

政府实行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实现科学行政、提高政府“信用”的有效手段和根本保证 ,本文就责任行政的理论基础及内涵进行了界定 ,进而就如何结合中国国情 ,在中国实现责任行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行政体制的现状及其改革的走向和突破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体制的改革日显迫切。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已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将不仅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而且将影响整个改革事业的进程。 国家的行政机关。即通常所说的政府,所承担的职能是一种行政职能,它的活动主要是为实施法律和推行法令进行有关决策和执行的管理活动。所谓行政体制,简言之,就是政府的职能结构及其运转方式。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为适应并促进社会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改变和改善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行为方式,以增强和提高行政的效能。这里面,主要的是变革行政组织的结构,即实行政府机构的改革。     

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及其创新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关于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及其创新问题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对国内外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及创新的研究进展作出评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而且不同学者从不同领域、角度勾画出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与合作框架扩展的多种可能性图景。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仍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有关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基本概念不够清晰;学者们对新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目标框架缺乏明确共识;理论层面的探讨多,结合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少,理论成果的政策指导意义不强;跨学科、多维视角的研究以及宏观上和整体上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等。这些有待于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拓展与完善。     

国家养老金体系及其体制机制建设

进入老龄社会之后,OECD 国家政府养老金替代率开始降低、高龄老人附加养老金需求加大,一个“ 夯实政府养老金、增加雇主养老金、发展个人养老金”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正在形成,以平衡各类单一养老金计划的风险和适度保持养老金的充足性,这是培育老龄人口消费能力的积极老龄化举措之一。 对典型国家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的回顾研究发现,不同福利模式下的国家养老金在建立之初有差异,且发展路径不同,但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发展趋势却日趋一致。 OECD 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初(20 世纪 50 年代) ,快速发展政府养老金,并启动雇主养老金;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时,重点促进雇主养老金的发展,并启动个人养老金;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时,个人养老金快速发展。 中国应当按照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从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促进雇主养老金、发展个人养老金 3 个方面建设国家养老金体系,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佛祖统纪》所载唐代龙兴官寺设立年代考辨——兼论唐代龙兴官寺与同额非官寺的区别

唐代两京天下诸州的龙兴官寺存在一个共同起源,即中宗神龙元年(705)设立的中兴寺,神龙三年(707)又改额为龙兴寺。《佛祖统纪》所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实为释志磐误系,并无史源依据。传世文献中所谓设立于开元年间的三所龙兴寺,均系史料讹误所致。唐代全国的龙兴官寺均系奉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的诏敕而设,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布整个帝国疆域的官寺网络。唐代的龙兴官寺与同额非官寺之间在设立时间和设立背景,寺院地位和特殊功能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不可混为一谈。     

论唐代前期的“馆监举士”

唐代的馆监系统，指门下省和东宫所辖的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分领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天宝九载增设的广文馆。合称二馆七学。武德一朝，中央官学和科举取士尚处在恢复时期，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是乡贡举子和前朝官学的生徒，馆监举士地位不显。贞观至天宝年间，以监举为主体形式的馆监举士与乡贡相比较，其在科举中的实际地位，有一个前重后轻，由盛转衰的转换过程。本文系统阐释唐代前期馆监举士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说明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     

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

任何一种行政体制、行政过程和行政改革 ,都由一定的行政文化来支撑。行政文化现代化一般滞后于行政体制改革。传统的行政文化阻碍了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必须抓住行政文化创新这一核心 ,积极发挥现代行政文化的开放、规范、塑造和激励功能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建设及其改革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年来,我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和执法辅助体系,行政执法程序和标准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行政执法力度加强,行政执法的部门协作、跨地区协作和海关执法取得成效。从效果看,行政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过于分散;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处罚力度仍有欠缺;专项行动取得成效,但运动式执法存在弊端。未来应集中授权/登记机构,分离和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加强外贸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和海关保护;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增强处罚力度,减少运动性执法;完善多元化救济途径的分工和配合,将行政部门的审批职能、行政执法职能、调解职能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同时扩大仲裁收案范围。     

论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及其优化机制

高校外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职权主体授权和举办者授权,其优化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治理和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建立各类非营利性的专业同行组织、引入市场机制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执行外部行政权力的需要和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其优化途径是建立由专业行政人员和高水平教授共同组成的管理结构。     

国外高教行政体制的基本走向

不同经济体制决定了各国不同的高教行政管理体制，即使是相同的经济体制各国高教行政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近年各国高教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教行政管理体制出现目标的趋同。     

论清代东北行政体制的改革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1907年4月20日),清廷颁布谕旨,改革东北官制,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建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这次改革,结束了清代东北延续二百多年的旗民双重行政体制,旗民两系一统于省,从此,东北跨入全国行省行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在东北行政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查这一历史过程,探索其变革的原因,对于认识行政体制演变规律是有意义的。     

民国时期广东的社会教育行政体制变迁

民国成立后,社会教育行政开始在中央建立,并自上而下,逐渐推及省、市、县、区。在国家和地方的影响下,广东社会教育行政体制历经了起步、探索、定型三个阶段,各级社会教育行政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不断趋于完善,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