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

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认为南村婚姻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

农村婚姻支付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向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变迁的过程。婚姻支付实践背后蕴含的是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变迁,从儿子单面养老到儿女双面养老的家庭保障、重家族关系到重姻亲关系、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深刻的农村社会转型。     

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

文章通过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三种"理想类型"的考察,认为农村婚姻支付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向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变迁的过程.婚姻支付实践背后蕴涵的是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变迁,从儿子单面养老到儿女双面养老的家庭保障、重家族关系到重姻亲关系、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等三个方面剖析了这一深刻的农村社会转型.     

判决离婚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判决离婚制度的法律变迁过程就是个人价值的生成、确认与成长过程,是人性得到逐步解放、婚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婚姻关系中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演变过程。破裂主义的立法原则是当今多数国家判决离婚立法中的趋向或做法。在我国的婚姻法修改中,应以提高婚姻质量而不单纯以稳定婚姻关系为价值取向进行破裂主义的判决离婚制度的规范设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下乡青年的婚姻问题及其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并在之后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随着"扎根"农村政策的推行和下乡青年在乡的长期化,多数知青都面临着婚姻问题。虽然知青的已婚率逐年上升,但一个下乡知青要在农村正常组建家庭,其婚前顾虑较多,婚后的婚姻生活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特别是在上山下乡运动行将结束、知青大规模返城时,知青婚姻更是经历了严峻考验。有一小部分已婚知青选择了离婚,大多数人则选择了家庭,听从国家的安排,在当地就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知青婚姻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农民行动逻辑的演变

通过本位价值取向与社会行为取向的二维视角,可对农民行动逻辑的演变进行深入剖析。农民行动逻辑经历了从伦理本位的集体主义到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再到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国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个人主义不是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更不是唯我主义,而是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的行为取向之间既存在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冲突,这取决于行动者对"私域"范围的界定是否一致。     

家庭本位的阐释及其与个人本位的会通

目前存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会通趋势:个人本位必须吸收家庭本位的责任和义务意识,使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达至平衡;个人必须置身于社会特别是家庭之中,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家庭本位必须吸收个人本位所包含的尊重个人、重视权利等合理内核,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和谐发展.     

权利本位新论

权利本位是我国新时期法学领域最具引领性的法学理论之一,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法学观念的变更和法学理论的更新。但权利本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变革过程。社会权利本位要求以社会上的所有人、每个人为本位,人人是主体、人人有权利。而要实现社会权利本位,就离不开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是实现社会权利本位的基本要求,由此导致相应的法律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新的权利本位论。     

弱家庭发展能力与农村男性失婚机制

基于蔡村男性失婚经验,以转型期婚恋变迁为背景,从家庭发展能力视角解释农村男性失婚机制。研究发现,在性别挤压、梯度挤压、竞争挤压共同作用下,子代婚配危机表现为婚配成本高涨的经济压力、城镇化压力。本地家庭“半工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弱积累状态难以支付当下的高额婚配成本,家庭弱代际合力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家庭主体强动员与资源整合,家庭简单再生产目标和弥散性资源配置方式降低了子代未来的婚姻预期。弱家庭资源、弱代际合力、简单再生产目标共同形塑的弱家庭发展能力,使子代在当下、短期内、长期内都陷于失婚困境。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婚姻观念的转变

婚姻观念的转变 ,将引起婚姻模式的改变和人们对婚姻内涵的全新思考 ,包含着对结婚目的、择偶标准、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性观念、离婚和再婚等的全新认识。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角度 ,来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婚姻观念的演变     

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理念变革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通过婚姻的养老：家庭政治变迁与农村养老责任的代际重构——基于晋西南F村丧偶老年人的调查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推动中国养老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农村丧偶老年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方式实现养老目标即“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日益增多。本文基于晋西南F村的田野调查,呈现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运用家庭政治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揭示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形成机制和深层意涵。“通过婚姻的养老”是在社会转型和家庭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成员围绕养老责任分配进行博弈、斗争、妥协等互动的产物,是家庭政治从父代主导型向子代主导型转变过程中,农村丧偶老年人为应对“子代弃养”的现实而进行的一场群体性“养老自救”行动。这种以养老为主要目标和以交换为核心机制的农村丧偶老年人再婚行为的功能并不在于揭示了某种可重复的、恒久的价值,而在于完成了某种不可重复的、一时的任务。需警惕其转变成为在婚姻自由的宏大叙事下对农村丧偶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丧偶女性进行另类控制和物化的过程。     

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

云南省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年越来越凸显。跨境婚姻人群大多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水平低,初婚年龄偏大,是造成娶外籍媳妇的主要原因。婚姻习俗中择偶标准的俗定、女性离乡择偶、生育文化的性别偏好、人口性别比的上升,边疆农村青年婚姻观念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向新型、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是促使边境贫困山区跨境婚姻行为增加的重要因素。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

婚姻习俗 ,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 ,当一种婚姻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革而消失之后 ,有关的婚姻习俗却仍在传承。“抢婚”习俗源于氏族外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时期。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变为女从男居 ,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抢劫婚便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 ,抢婚习俗由于具有新的社会功能而被继续传承。作为民俗文化的抢婚 ,在不同类型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读懂父母 拥抱幸福

父母婚姻留给我们的困惑如此之多,只有解读清楚父母婚姻的影响力,才能走出父母婚姻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读懂父母婚姻的影响力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生长在父母相亲相爱的家庭里。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孩子会对婚姻形成美好的憧憬和乐观的看法,也能从父母那儿学会如何经营婚姻。     

布迪厄“婚姻策略”概念评析--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视角

布迪厄从“规则”到“策略”的转向,赋予婚姻以实践意义,超越了结构主义亲属关系的范式。在布迪厄那里,场域是策略运作的关系空间,习性是策略运作的转换媒介。婚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结构,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策略,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布迪厄反对简单地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婚姻行为,他的“婚姻策略”概念是社会学研究婚姻与家庭领域的新视角。     

16～19世纪英国夫妻情感关系探析

16～19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进程中,家庭内部关系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体现在夫妻情感关系上就是:在16～19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婚姻之爱也被大力提倡,在任何阶层都存在着感情深厚的夫妻关系。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从几次宪法变更看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

作为集中体现法治理念的宪法,在我国历经几次修改修正,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宪政理念的变化。以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始,考察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次宪法变更,可以从中厘出一条关于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脉路;从不成熟的模仿到立足国情日臻成熟;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以党代政,阶级本位到民主施政、经济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