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回到“文学”史系统——对我国欧美文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在批判的反思中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历史,指出从过去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当今正在走红的“文化研究”实质上都是“外部研究”。在历数“外部研究”的弊端和危害并分析其成因后,本文主张,欧美文学研究应该回到“文学”史自身的系统上来,还文学独立自主的地位。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吗?——谈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正> 当谈到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刑罚时,人们常用《礼记·曲礼上》中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几个字来概括,认为当时的当政者,对庶人只讲镇压屠杀和刑罚,而不讲礼治教化;对大夫以上的统治者,则只讲礼乐教化,而不用兵革和刑罚。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     

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

荀子十分推崇"礼"的地位,认为"礼"是社会治理之根本,他在"隆礼"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作用。荀子哲学以"礼"为主体,由"礼"产生"法",同时强调"刑"的作用,并将"刑"作为一种维护"法"和"礼"的必要手段。在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是"法"的根基,"法"是"礼"延伸,"刑"则是"法"和"礼"的保障。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从德（礼）、刑到礼、法——中国古代宗教政治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是在家族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形态,宗教和刑罚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礼最初是指祭祀的礼仪,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通过宗教的力量实现社会分层,进行政治统治,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后来也泛指氏族内部的习俗、习惯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德。刑最初是指对待战争俘虏的刑罚,其用于治民,便要与典、彝也就是德相结合。法最初是指刑罚,后衍生出法令、法度、法律之意。中国古代“兵刑合一”,故最早的法律形式乃是军法,体现的是君王的意志。在中国古代,宗教变革及其由之带来的德（礼）与刑的政治工具化,推动着国家的形成;而二者之间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优化,最终确立起周代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思想。     

“醉驾入刑”引起的思考——对“醉驾不一定入刑”的反思

酒后驾车这一困扰我国多年的社会问题,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便有了刑法的严格约束,然而《刑八》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却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应当从醉酒的标准、＂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和目的等方面,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罪,合理地适用该罪名,使《刑八》真正得到实施。     

现象学、法律与政治——对第一人称研究、规范秩序与行动的方法论反思

本文研究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能或者不能处理法律现象。由于法律传统上被定义为一个规范系统或一种规范秩序,目前还不大清楚对体验和某物之被给予性的第一人称进路应如何阐明关于法律现象的有效洞见。各种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间的差异部分地源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在本文中,首先,我将呈现现象学如何能够与法律和一般法理论关联起来的五种不同进路;之后,我转向作为一种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并将这样一种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尽管它处理主体间的和社会的现象,但它如何能或不能处理法律现象;最后,我提出将第一人称研究与政治的视角结合起来,作为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一。为此,我将考察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及其与法律关联的方式。我从一门行动现象学和多元性的视角澄清了法律如何显现出使行动僵化、从行动中产生并使行动得以可能的多重特征。针对法律现象如何能够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到处理的问题,我提出了一种经过方法论反思的进路。     

“ 无法而法” ——中国艺术方法论

中国艺术的方法论在“无法而法”这一美学命题中得到最鲜明而集中的体现.“无法而法”四个字极为简约而确切地概括了艺术活动的特殊规律及其掌握方法的特殊性质,涉及艺术方法论独具的技与道、摹仿与创造、理性与灵感、有序与无序等一系列深层理论问题.它发端于先秦道家山技入道的思想,成熟于宋、元诗坛关于“死法”与“活法”的论争、至清代石涛的“一画”说而集其大成,充分显示小国美学对艺术独特方法与规律的清醒认识与深刻把握.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二)经济学研究中的主题与方法

经济学科学化研究方法的评价,必须在研究主题背景下适当展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涉及偏好、约束和选择三大领域.人们在偏好与选择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数学与统计学方法,在约束条件研究中非数理方法有更大的应用空间.在相关经济主题研究中,必须注意科学化方法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应提倡研究价值评判的多元化.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

自梁启超于 2 0世纪初在诸子学领域开创“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研究风尚以来 ,西方逻辑便成了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 ,“名辩”也因此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时至今日 ,“名辩即是逻辑” ,在许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看来 ,似乎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 ,如果对一百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作一实事求是的反思 ,我们就不难看出 ,所谓的“名辩逻辑” ,不过是2 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 ,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 ,而无“名学”、“辩学”之称 ,更无“名辩逻辑”…     

“创优、分核、联利”网络管理法研究(下)

二、“创优、分核、联利”网络管理法的运作 (一)整体质量优化 整体质量优化,是指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进行全方位的优质管理。 1.用决策促质量。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宋河酒厂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厂实际,运用科学的方法,为稳定提高产品质量,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决策: (1)全面推行TQC管理方法。厂部设立TQC管理委员会,厂长担任主任,各有关职能科室的科长、主任任委员,下设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按照PDCA循环方法认真开展工作,为产品在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中荣获金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建立科研机构。该厂投资150万元建成一座三层科研大楼,厂部设立科研所,购置了先进的科研设备,建立了试验基地、发酵泥培养车间,为进一步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优质产品率,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资料。     

奴隶社会法律制度中不存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

奴隶社会礼的内容囊括社会的一切方面,从国家的政治活动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都有礼的规范作准则,礼是社会一切应为行为的规则,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正如《礼记·曲礼》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刑是保证礼实行的国家强制,无论何人违礼,只要执政者认为该行为对统治阶级利     

反思与矫正——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历史方法及其正确运用

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基本特点是"以史为魂",因此,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历史的方法.目前中国法律史研究对历史方法的运用有诸多错误之处,需要学界反思并矫正.正确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吏,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陈述历史现象,即全面、客观地陈述历史现象.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分析历史现象,即分析历史现象要结合历史现象所处的特定背景、分析历史现象不可忽视历史现象自身的变动,以及分析历史现象不可把历史现象中体现的历史趋势绝对化.     

反思与超越(下)——中国新文学宏观考察

(二)1949年新中国诞生翻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肇始的标志;但实质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而出现崭新的文学形态,更没有全方位地继承并发扬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而是根据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对多元取向的现代文学进行了严格选择.即把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当成全国统一的文学形态,由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时期政治路线、并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相结合的传统,推广为全国的普遍原     

“冲突与和谐”——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现代性反思

人性的发展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古以来自然属性就在社会属性的张扬下一直处于压抑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自然属性势必重新回到理论的前沿。文章惟一以“快乐-选择”理论为出发点,试图探究解决人性发展的伦理困境,以期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下)

三、反思：红学为何反《红楼梦》？综述20世纪“红学”的历史分歧，可以看到一个特别令人寻味的现象，即“红学”就其总倾向而言，是反120回的《红楼梦》，而支持80回的《石头记》的。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俞平伯。他写于1978—1979年间的《乐知儿语说红楼》一组文章中提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俞平伯所指的“红学”，包括他本人的红学著作。他对于自己亲身参加这一场反对《红楼梦》的论争所取的立足点，深感悲愧与忏悔。早期的俞平伯继承胡适的观点，并为之发扬，他在《红楼梦研究》里曾经认定，后40回是高鹗的“狗尾续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