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中古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

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通过"添饰"和"秩序感"来实现.色彩、空间词本身具有装饰性和图案效果,添饰主体后突出和映衬了主体的特征;本身不具备图案性的名词、数量词添加到主体名词前,很好地衬托了主体,起到极佳的装饰效果.装饰美和秩序感有紧密的联系,"秩序"是营造装饰美的重要手段.应制诗人通过对诗歌结构的精心安排、时间和空间的合理配置及诗歌内在感情的逐层递进,形成充满节奏的秩序感,召唤读者对秩序感的本能审美需要,形成富有装饰意味的心理构图.     

诗家之射雕手——宋之问的应制诗

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应制诗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意境开阔,而且典雅赡丽、构思精巧、气象恢宏。本文通过对宋之问应制诗的分析来表现他的诗艺水平和诗学贡献,并在人格上给予重新定位。     

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

唐代河洛地区诗人众多,诗人群体构成复杂,诗歌创作内容异彩纷呈。应制诗人群体出现较早,它以君王为中心,在群体的形成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自觉性。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包括政事应制、宴饮应制、游赏应制、礼拜应制、送别应制等内容。河洛应制诗折射了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历史兴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成熟,它是唐代河洛地区人文风流的真实镜像,掀起了河洛诗人群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试论苏颋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颋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颋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以韵助译的汪译陶诗

翻译家汪榕培的陶诗英译本是距离当下读者最近的陶诗英译本。他通览陶学研究成果,研究陶诗前译,有所创造地将原诗的音韵翻译出来,既尊重了原作,发掘了原作潜能,又满足并拓展了陶诗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     

评价系统观照下的语义韵特征——以诗化小说为例

如果说评价体系中关于评价资源定量分析的语料分类缺乏明确的成文标准并导致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学术准确性减弱,那么,韵律概念作为其理论框架下的另一个测量立场的量度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本文基于此前创建的奇卡纳女性主义作品《芒果街上的小屋》语料库,进一步探究引导评价资源构建韵律模式和区分语类的义韵特征。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夏竦应制诗研究

应制诗是应帝王之命而作的诗歌,在宋初很盛行。夏竦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应制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相当的特色。夏竦的应制诗内容广泛,诸如朝廷大典、战事捷报、自然天象、瑞物呈现、园苑饯行、读经阅史等等,可谓洋洋大观。在诗歌的艺术特色上,表现为富贵雍容的气象与典雅庄重的气度。这些诗作不但抒发了夏竦自身的情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以及文化政策等诸方面情况。     

论应制应歌对飞卿体的促成

应制、应歌兼而有之的特点促成了飞卿体的三个方面的飞跃:数量的飞跃、词调使用的飞跃和词体格调走向格律化.应制、应歌的特点决定着飞卿体内容与形式的诸多特征:有意之作和女性化特征、狭深的意象方式、造境虚拟的写作方式、浅层次的用典,以及意象线型结构.     

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论茶诗的渊源与发展

西周以前,中原地区享有2 000年的温暖期,茶树是不会独缺的。这就是《诗经》中“荼”诗句得以出现的物质条件。从“萘”诗句整体形态分析,“荼”中有茶。两汉,由于此前经历了第一次寒冷期,平原上茶树消失,“荼”的概念自然也从普通百姓观念里消退;入晋,茶汤的华彩被发掘,使茶本体上升为审美对象,因此出现《赋>这样的茶诗;中唐,陆羽《茶经》一出,茶饮的高雅品位被肯定,茶饮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事入诗也就顺理成章,终于造成了美仑美奂的茶诗繁英。     

南朝四言诗嬗变历程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创作的又一个新台阶.刘宋诗风弃东晋淡乎寡味玄雅诗风而去,寄兴遥思、吟咏性情之风扑面而来,即使是典型的四言赠答诗也踏过东晋以来衰退的风气,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谢氏家族以山水摹状为主要内容的四言体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为沉寂的诗坛增添清新之气.南朝后期四言诗四言体居多,实属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杂骚体,极具南朝修辞艺术之美而不失汉魏风骨.     

中国古代军旅诗词发展略论

中国古代军旅生活的豪放、严峻和艰辛,铸就了军旅诗人创作上的大气磅礴与恢宏奇谲,也坦陈了他们生命中辉煌籼烂的历史。出征与远戎、守边与思乡、鏖战与牺牲,都在他们雄性的歌唱中闪烁出瑰丽的光彩。中国古代军旅诗词中所表现出的悲怆威壮色调与浓烈厚重的爱国情结,构成了军旅诗词波澜壮阔的声势与风雷浩荡的品格,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学价值。      

简论禅宗思想与美学观对《石林词》的影响

宋代是文人士大夫与禅宗联系最密切的王朝,禅宗旨趣深入影响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精神追求、价值趋向等方方面面.叶梦得作为两宋之交比较重要的词人,在当时大的信仰背景的浸染之下,与禅宗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禅宗思想与美学观直接影响到其<石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创作意境等,使作品带有明显的禅意韵味.     

杨万里诗歌的发展历程

杨万里一生诗风不断变化 ,历代论者皆有定评 ,然多是转述杨万里的诗集自序。究其实 ,杨万里存诗九集 ,并非每一集必一变 ,而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绍兴三十二年 (1 1 6 2 )以前属模仿期 ,学江西体 ;绍兴三十二年至淳熙四年 (1 1 77)是模仿与创新的探索阶段 ;淳熙丁酉 (1 1 77)、戊戌 (1 1 78)以后是形成期 ;绍熙元年 (1 1 89)十一月以后为发展变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