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

慕容廆曾八次遣使入晋,前燕政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慕容廆遣使上表之举,将前燕君臣尊晋勤王的政治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慕容廆向西晋、东晋王朝派遣使节,不仅维系了前燕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加深了晋朝对前燕政权的了解与认知.慕容廆对两晋的朝贡活动也收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不仅使鲜卑慕容部能迅速崛起,将中原先进的统治模式应用到对鲜卑慕容部的统治之中,而且实现了鲜卑慕容部由部落联盟阶段迈进早期国家的重要一步,从而使前燕在慕容廆朝就具备了立足东北的资质,进而才会出现前燕的后世统治者有机会逐鹿中原,并将前燕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的局面.     

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社会的推进——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

前燕官学教育兴起、庠学与小学的教育形式与发展进程、崇经尚武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作用渗透着学校教育在前燕政权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历程中的历史使命,加速了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迈进。从办学宗旨上看,是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以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为目的改良慕容鲜卑人教育观念的必然产物。官学教育不仅为慕容鲜卑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也推动和促进了前燕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慕容鲜卑的文化素质,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     

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

匈奴、东胡、乌桓、鲜卑从来都不是单—、孤立的民族存在,这些族群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往来,在相互交往中,周邻民族间的生活习俗趋向雷同,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追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问题时,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交融伴随于每一次政治中心的移徙,而多民族文化以习俗的方式保留在慕容鲜卑的传统教育之中.西汉时期匈奴、东胡、乌桓的共生态势出现了慕容鲜卑在习俗上的多源;檀石槐时期鲜卑民族的分裂、迁徙与融合使慕容鲜卑在文化上呈现出来多元的特征;而慕容鲜卑政治中心的移徙中对汉文化的吸纳则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见有汉文化元素的关键.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在官府”和“学术下私人”——试论先秦诸子之学同西周官学的区别和联系

<正> 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奠基者是孔子,但其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的周公.周公作礼,一方面建立了完备的 (相对于夏、商而言)、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的国家,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所谓"德"——"天"、"孝"——"祖"的双重统一:"德"是和"天"相配的,"孝"则和"祖"相对应,而"祖"和"天"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统一不可分的. 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原始人不分物我,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与自然浑然不分的感性互渗意识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祖先崇拜是和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所谓图腾总是一些动物或植物.在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原始人直接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同祖先等同起     

契丹之乡 从草原到城市的变迁

契丹是生活在东北山地草原的东胡人后裔.据辽初始创时期的皇族耶律羽之墓志记述,契丹的族属是"宗分佶首派出石槐".佶首即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是鲜卑著名首领檀石槐.这就是说,契丹源于鲜卑.(<辽史>记载"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日库莫奚,日契丹."契丹在东部鲜卑中长期活动于辽西、右北平,即阜新、朝阳、赤峰地区,在阜新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契丹人祖先的足迹,阜新是契丹人的摇篮和故乡.     

拓跋代与平城

现在人们习惯将北魏建国前后的早期历史,形象化为"从盛乐到平城".其实,无论是盛乐还是平城,都是史称之匈奴故地,也都是拓跋鲜卑的创业基地.拓跋鲜卑南迁大漠,"始居匈奴之故地"是在圣武帝诘汾之世.大体相当于汉献帝建安年间,与魏武帝曹操处于同一时代.     

历史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文明传承观念的深化

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宋、元、明、清时期的表现则更加突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则是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宋、辽、金时期学者对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元代统治者注意从历史地理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时期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认识的深入,都是对这一观念的诠释.而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

<正> 黄帝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事迹遍布于整个黄河流域.今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均流传着有关黄帝的各种传说.在黄帝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涿鹿之战"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仅规模不小,而且在时间上也是连续进行的,在现存古籍中有不少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这两次战争的情况,其中以《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内容较为详细:     

十六国时期河西私学的发展与儒学的师承关系

十六国时期,河西本土学者与避乱寓居河西的学者共倡儒学,使河西一隅文化斐然,人才济济,"子孙相承,衣冠不坠","号为多士"之区。从十六国初期到北魏北周,北方每一个的政权的每一个明智的君主,都曾经采取明确措施宣导推崇儒学,且形成了一个有师承的儒学传授关系,尤以酒泉郭瑀刘昞最为显著。在儒学影响的背景下,河西地区的学术传承对北朝时期整个北方的文化发展,以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延庆

<正> 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北京延庆.这是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史学问题,是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司马迁所著《史记》开篇《五帝本纪》记载:"轩辕 (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见"阪泉之战",是奠定黄帝取代炎帝成为诸部落首领的著名战争之一.然而,阪泉址在何处,却成了后世子孙不易确定的一个难题.因为不少史书记述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古阪泉.而北京市延庆县城西北十五里亦有阪山、阪泉.以往学术界多以为河北省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为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的阪泉,或曰既有可能是涿鹿县境之阪泉,又有可能是延庆县境之阪泉. 我们着手编写《北京通史》,就注意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8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通史·远古至魏晋北朝卷》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目 (王彩梅撰写),力排众议,明确地提出了"阪泉之战"在延庆的论     

试论五凉的三个儒学中心

十六国时期,河西是五凉政权的主要所在地(南凉还包括今永登和青海湟水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相对较为安定。这种安定的环境,吸引了大批战乱之地的人民前来避难。在这些避难者之中,包括着大量的文人墨客和硕儒大家,他们把中原发达的儒学文化带到了河西,在在凉统治者的提倡之下,河西地区在100多年里,成为北中国名副其实的儒学文化中心。具体说来,五个凉国中,有两个汉族政权和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考之实际,按历史顺序来分,先     

释"姑妹"

今浙江省金衢一带古属<禹贡>扬州之域,但当地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则要以名为"姑妹"的部族在这个盆地中的出现开始."姑妹"部族诞生于金衢盆地之际,正是中原华夏文明曙光初露、东亚民族音信互通之时."于越"、"东瓯"等族皆屡见于经传史乘,前人亦多有论述,独"姑妹"之史事鲜为道及.盖春秋之际,"姑妹"已为越国所并,其数百年文明史,渐至湮没不彰.今请得而申论之.     

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

代北是北魏政权的基石.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都对代北地区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属开创性成果.尤其是田先生关于拓跋、乌桓共生关系的认识,鲜卑拓跋族一"胡"一"国"的历史定位,为我们对十六国各民族的进退、势力的消长、政权兴衰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受两位先生的启发,本文想以拓跋氏早期北部经略为主要视点,对几个重要时期代北的史实作一些缀合性的梳理,试图提供一个长时段代北历史的轮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西学东渐以后,"经世致用"思想成为中西文化的会通之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基于"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的"经"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建"致用"的"经",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担当起了"经"的角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来指导中国文化的重构和变革,本质上体现了哲学思想的范式革命,昭示着文化传统实现现代转型的基本思路.     

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

本文追溯了黄帝祭祀的流变,分析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不同人群赋予“黄帝”符号的不同意义,即对黄帝的不同记忆、理解和祭祀。文章着重辨析了古时朝廷将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与民间将黄帝作为“医祖”的祭祀之间的流变和分歧,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追溯民族始祖把黄帝当作“国统”与古代朝廷虚拟祖源把黄帝当作“皇统”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传统中遮盖的嬗变,以及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断裂。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说明,黄帝祭祀虽然是个古老的仪式,但却并不是所谓延续数千年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一个象征符号不断被创造、操弄和利用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文艺与经济关系的二律背反——兼论文艺创作与作家的生存状态

在艺术活动日益与经济活动结缘、经济活动日益渗透到艺术活动的今天,重新审视文艺创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显得尤有意义.一方面,作家的经济状况并不能成为主宰其艺术成就高下的决定因素,贫困潦倒恰恰有助于情真意切的艺术表达,养尊处优往往导致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因而常见的情形是"穷苦之言易好",而富贵之音淡薄,所以"金钱里没有诗歌";另一方面,"食必常饱而后求美",一定的经济基础往往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得以进行的保障,"著书都为稻粮谋",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恰恰诞生于作家对于财富的追求之中,于是富裕或追求富裕的经济活动往往又成为孕育杰出的艺术作品的温床.如此看来,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呈现出双重悖论,不可简单视之.     

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

张君劢的思想主要由三方面构成,这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过三个时期的演变.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三十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经验以及教训的基础上,他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根据张君劢的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所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使社会主义与法律(保障人权)、智识三者结为同盟,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