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特点

在西藏进行调查和翻阅相关资料时,作者发现随着西藏南北生产生活模式的明显差异,演唱形式的《格萨尔》史诗只流传和分布在北部牧区地带,而南部农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则很少有史诗的演唱形式。本文通过分析史诗中"董"氏部落与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相关部落的传说历史,结合西藏民歌演唱传统与《格萨尔》史诗演唱传统的特点,认为北部游牧部落的民歌传统更接近史诗的演唱特点,而且这种接近看起来与史诗最早传承的部落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差异,史诗的传承和传播形式受限于地区部落文化传统的影响。     

《格萨尔》对“层累说”的补充价值

史诗人物形象格萨尔是在"林葱土司家族祖先"这个不确指的原型基础上,综合历史上各藏王、各英雄的事迹的箭垛式人物。《格萨尔》史诗在形成过程中的口头流传形态和一源四射型的结构形态是对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一种补充。     

归途的迷航——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的永恒回归

在《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中,都有两重声音对峙交织在整个文本里,有创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碰撞对话,也有人物自身的矛盾对话,正是这些对话推进了故事的发展,把最终的态势引向了寻求史诗的共同模式: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尝试无数痛苦的征程,最终实现心灵或现实生活的"回归"。     

瑶族史诗《密洛陀》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学派,它主张从人的认知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语言.其感兴趣的课题有概念隐喻,心理空间,意象图式,原型理论等.当前,对古歌史诗的研究多局限在民族学、民俗学领域,而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之进行探讨的尚不多见.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现、隐喻观及凸显现三个角度来分析解读瑶族史诗<密洛陀>.     

论《格萨尔》史诗的巫术文化内涵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的大百科全书,其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文章以宗教为视点,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反映,体现了藏族人民企图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愿望,史诗的某些故事情节是巫术观点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在格萨尔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的精神和期望.     

论黑格尔的史诗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

黑格尔的史诗观明显带有辩证法思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不是全面彻底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因素在内的否定,否定的结果也不是消失为空无,而是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出现。比如黑格尔否定了雏形史诗的不完备性,但也肯定了它们具有客观性和实事求是的史诗性质;否定了特殊史诗或浪漫史诗的主观性,但也肯定了它们的史诗领域。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也蕴含着这样的辩证思维。     

《格萨尔王传》与《西游记》再比较——以晁通、猪八戒人物形象为例

有关史诗与小说间跨文体的比较，从《格萨尔》发掘之初就已开始。《格萨尔》与《西游记》在文学叙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佛经叙事深刻影响了二者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母题。晁通和猪八戒都是具有鲜明喜剧特色的人物，他们原型人物相近，又都好色贪财、贪生怕死，甚至在法术变幻上也类似。有关晁通和猪八戒的叙事，既有佛经中的色欲考验，又融合了世俗文化，这是汉藏文化融合和共通的体现。晁通和猪八戒身上的喜剧特色和世俗表现，也是东西方叙事史诗的一个重要区别。     

论《格萨尔》史诗的艺术改编

文章对《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的五个阶段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的思考和前景展望。     

论《<玛纳斯>专题讲座》课堂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是我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宝贵瑰宝。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是其中一部英雄史诗,与《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一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专题讲座是一门本科全校性选修课,《玛纳斯》教学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一个普及性教育。我们从课堂实践出发就其课堂教学的一些具体教学法和教学方式进行了针对化的设计,提出了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论《格萨尔》史诗的艺术改编

文章对《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的五个阶段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格萨尔》史诗艺术改编的思考和前景展望。     

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落后"属性问题

弘扬先进文化,当前在我国成为主旋律,正下大力实施.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属性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处于较为不利生存条件下的所谓"边缘社会"、"弱势族群"的"劣势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宜简单地、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先进"或"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儒学"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是"国学"国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也同样堪称是"国学"、"国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延续,以体现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则,不仅是学术界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更多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现实性课题.     

基础理论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意见>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对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发展中国的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就学习<意见>及基础理论研究与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西部民族高校教风学风建设之我见

文章阐述了西部高校教风学风建设应突出民族大团结,奋发图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特色,并提出了若干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对策措施。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

辽代前期 ,契丹辽地主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 ,牧场遍布草原各处 ,畜牧经济一直呈上升态势 ;农耕经济区域虽因燕云地区的并入等而有所增扩 ,但农业种植仍是片片点点 ,无法与畜牧业相比。到辽代中后期 ,牧区变化比较平稳 ,官营畜牧经济屡遭打击 ,已繁盛不再 ;而此时的农耕区域却有很大变化 ,农业经济的繁荣 ,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壮族先民思想观念的儒学渊源及《传扬歌》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

作为壮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曾以古文经学为特色的儒家经学形式活跃兴盛于壮族先民地区,以董仲舒之学和以“统合儒释”为思想内容的汉唐儒学传播影响于壮族先民地区,以程朱陆王为主体的宋明理学浸润渗透于壮族先民地区,同时集中表现在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这是我国历史上壮族先民在精神文化上能够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可资总结弘扬的思想经验。     

吴激、蔡松年的交往与词之异同探析

吴激、蔡松年同为金初著名词人。二人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在入金前既已定交,入金后,交往颇深。以词而论,二人虽同号为“吴蔡体”,奠定了金源一代的词的创作,却因个人身世、词的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在词的创作上亦表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     

布朗族女性婚恋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从民族学的角度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布朗山布朗族女性择偶条件与婚恋方式的变迁。文章认为,内地青年男女择偶的价值追求为布朗族女性嫁往内地提供了条件。文章还探讨了布朗族女性大量嫁往内地这一现象对布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     

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

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 ,它是与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 ,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四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河南一个村落的访问 ,对艾滋病和性病在我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做了描述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