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学考论

本文对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进行辨析考证,认为北宋时曾置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建立于北宋元丰年间,但废置不常;同时又有宫学,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诸王宫学的合称,两者的管理机构与所招学生各不相同。诸王宫学招收皇室近属,宗学兼收皇室疏属,宫学地位高于宗学。南宋前期的所谓"宗学",与北宋宗学显然有别,它实际上是宫学,南宋真正宗学的建立是在嘉定九年(1216)。造成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的原因是宗室族属亲疏的变化:北宋原有诸王宫学,教育宗室近属子弟;到元丰以后,由于宗室繁衍,为方便疏属子弟教学,建立宗学;南宋初建,宗室近属几乎全被金国俘虏北上,因此,宗学、宫学的区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绍兴十四年(1144)虽宫学,但也招收疏属子弟。到南宋中期以后,随着宗子弟重新繁衍,人口增加,适合疏属子弟就学的宗学才又重新建立。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契丹之乡 从草原到城市的变迁

契丹是生活在东北山地草原的东胡人后裔.据辽初始创时期的皇族耶律羽之墓志记述,契丹的族属是"宗分佶首派出石槐".佶首即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是鲜卑著名首领檀石槐.这就是说,契丹源于鲜卑.(<辽史>记载"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日库莫奚,日契丹."契丹在东部鲜卑中长期活动于辽西、右北平,即阜新、朝阳、赤峰地区,在阜新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契丹人祖先的足迹,阜新是契丹人的摇篮和故乡.     

维城学堂:沈阳的皇室贵族学校

正300多年前的沈阳有一所超级贵族学校——奉天维城学堂,它就是沈阳市满族中学的前身。如今,这所最古老的满族中学,已成为全国唯一的一所城市满族中学。为培养清朝皇族子弟设立"黄带子学堂"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绵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政权。清朝统治者特别重视教育,这对其统治的延续起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晋宋宗室任官制度综析

本文综合考察晋宋宗室任官类型、转迁特点及王朝所制定用以保证宗室任官特权的具体制度,从政体角度指出:西晋八王之乱与刘宋诸王内乱,其体制性症结在于地方行政制度建构不当,造成宗室诸王的实质性封建,由此兵戈屡起,内难频仍;东晋太元、隆安时期政刑谬乱、兵乱荐臻,刘宋元嘉前期出现君、相之争,这是与决策权、行政权、军权相对集于宗室重臣一身的制度性缺陷造成;晋宋禅代及萧道成篡宋成齐的历史证明,在皇权世袭制的朝代国家,宗室阶层必须在适应皇帝独制的官僚政治体系的理性原则下参与国家政权统治,这对于家天下的政治统治的延续是有意义的。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庠,1600年前的大学

慕容主政时期,发现平原刘赞精通儒学,遂任为祭酒,以教授世子和其他鲜卑贵族子弟。有余暇时,慕容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称王后,在龙城新建和龙宫,为发展教育,把自己的旧宫改称“东庠     

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明代前期 (洪武至正德时期 ) ,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 ,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强制利用、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政策的实施、理学侵入史学、皇族政治纷争造成《实录》失实、史官制度不健全 ,无论是对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东汉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后汉书·郡国志》东北五郡国人口数字之分析

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以永寿三年(157年)为界,在前后两个时期里,各种类型的机械增长占有重要地位;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管理汉族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并且文化素质发生可喜的变化.     

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

匈奴、东胡、乌桓、鲜卑从来都不是单—、孤立的民族存在,这些族群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往来,在相互交往中,周邻民族间的生活习俗趋向雷同,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追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问题时,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交融伴随于每一次政治中心的移徙,而多民族文化以习俗的方式保留在慕容鲜卑的传统教育之中.西汉时期匈奴、东胡、乌桓的共生态势出现了慕容鲜卑在习俗上的多源;檀石槐时期鲜卑民族的分裂、迁徙与融合使慕容鲜卑在文化上呈现出来多元的特征;而慕容鲜卑政治中心的移徙中对汉文化的吸纳则是慕容鲜卑传统教育见有汉文化元素的关键.     

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段部鲜卑是鲜卑各族中最为特殊的一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段部鲜卑始终奉晋室为正朔,注重与晋朝地方势力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只停留在表面,双方缺乏深入的交流。在各民族争相向汉族学习的时期,段部鲜卑盲目于军事争夺,经济、文化发展缓慢,逐渐为历史所淘汰。     

南朝的石头城防务与领石头戍事

公元212年孙权始筑石头城戍,其后石头城便成为六朝京师军事要地,为都城建康的门户和重要屏障.东晋末刘裕专权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台城,控制京师地区,设领石头戍事统水军负责石头城的戍守.宋、齐、梁三代相继承袭了这一制度,领石头戍(军)事与护军将军、中护军兼任较为普遍,表明领石头戍事与负责京城保卫的护军职能相近.领石头戍事受到南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其担任者绝大多数为宗室诸王.石头城防在陈代至关重要,但陈代似未设领石头戍事,时司空府可能设于石头城,其地也是陈代舟师的主要驻扎地.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     

一位历史改革者的启示——关于北魏孝文帝改制的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经16个春秋,已发展到“攻坚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立?民主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如何深入?各界人士见仁见智,论述各异.笔者认为,应该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发展.对外开放就是以天下之长补本国之短,撷各国之精华促进本民族之发展.这是近代世界各国进步与繁荣的共同经验.即使在历史上,也不乏善于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而促使本国、本民族得到重大发展的先例.譬如,公元五世纪我国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就为炎黄子孙提供了一个以开放促改革的范例.孝文帝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帝王,“深慕华风”,甘愿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汉族经济政治体制为样板,对北朝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彻底改革,短短15年的时间,便使鲜卑拓跋部的发展水平和汉民族的差距缩短了上千年,并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多祚与八世纪初唐政局之变

《李多祚墓志》《李承嗣墓志》及《大唐故杨夫人墓志铭》对于补正和理清李多祚籍贯、参与神龙年间的政变等事实细节颇有价值。据墓志及传世文献所载，可推测李多祚籍贯为盖牟城，其家族于贞观十九年(645)入唐。自地方入长安后，他为唐王朝四处征战，并官至右羽林大将军。神龙年间，李多祚两次参与宫廷政变，其个人命运也随政变的结局而大起大落。此墓志在反映李多祚相关信息的同时，也凸显睿宗、玄宗对朝野政局的调整与掌控，得以窥见8世纪初唐政变之原貌。     

魏晋北朝时期幽州人口的流动

<正> 在我国历史上,继东汉末年流民浪潮之后,魏晋北朝时期又发生两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前后,以北方世家大族为首的今山东、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南部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今江南、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四川地区迁徙;一次是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失败以后,六镇鲜卑降户大量涌入今河北地区,河北地区居民复大规模流亡至今山东中部地区。此外,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也屡有徙民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无论是汉族居民流往边地、甚至塞外,还是塞外少数民族徙往内地--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很大影响。幽州处于当时北边,与乌丸、鲜卑、库莫奚、契丹等北方民族相接,这种人口流徙现象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就更具有明显的意义。     

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与特殊地位的关键性人物.以往论者就其所推动的汉化改革和民族融合等业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或褒或贬,可谓连篇累牍.不过,孝文帝之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与民族方面,而且涉及北朝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对此,近年学术界已有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