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建设与发挥是他赢得民心走向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视角。90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先进性建设、正确的政策策略和良好的政党形象等一系列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水平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以及自身的吸引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从而说服、吸引和凝聚起民众,获得支持,不断走向成功。研究发现:不论从那种路径出发,合法性与有效性才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素。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软实力,只有在二者有机结合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展开,才会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论执政能力建设的合法性维护意蕴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业下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等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走向显性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治理显性化合法性危机 ,践行合法性维护的理性自觉行为。以合法性维护理论为工具探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政治决策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市软实力视阈下的政府执政力探析

增强城市的软实力,扩大城市的优势和对外影响力,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趋势。而城市政府执政力既为城市软实力的最为直观的体现,更是城市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基础。执政力是一个不同于执行力而涵义更加广泛的概念,城市政府执政力是指城市政府科学有效地履行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的能力和水平。城市政府执政力,由功能扩展力、发展导向力、形象传播力、道德提升力、危机应对力、稳定维护力等几个方面构成。加强执政力,就是要大力提高执政主体的整体素质和个人素质;要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加大市民参政议政的力度,建立市政-市民友好型城市。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看“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在新世纪,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除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基本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而“三个代表”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和排除影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安全的隐患出发,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诠释开辟了新的来源。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为进路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历史合法性是否一劳永逸?党执政的现实合法依据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实质上涉及执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维度就解答了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问题,即执政权来源于权利,取得于法律的规定和确认,受制于权利。它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内涵,符合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试论网络文化放大效应对政府合法性的新挑战

政府合法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三大要素必须形成合理的结构。网络文化的放大效应使政府合法性面临消极信息被放大、治理绩效被缩小和政府舆论危机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积极应对。     

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新时期,受制于经济不增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困局。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政治生态系统的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

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力量构成政党置身其中的政治生态系统,秉持正确的伦理逻辑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营造政治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和谐,是政党生存和成功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一个重要内涵。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新时期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巩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遵循四维路径,即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清廉高效的政府,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全力改善民生事业.执政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提高执政绩效和水平,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并最终巩固其执政地位.     

论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包容性增长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巩固

当前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多元化引发的社会公正、公平挑战。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实质即以权利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系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的关键。实现包容性增长应以宪政法律制度为载体,以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为根基,唯此方能有效夯实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     

论文学在文化强国进程中的软实力作用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到执政党首要任务之一的高度,显示出文化在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文学在文化的框架下,通过公共空间形成了意识形态功能并在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不同于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的硬权力,文学在文化中的软权力是通过文学虚构性与象征性手法,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写进虚拟的文学世界里,再通过文学作品来反观人类历史和展望未来,进而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形成一种巨大的推动作用的.相对于国家机器的硬实力,以文学为代表的软实力因其文艺美学的特征而乐于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因而这种实力又被称之为“社会的大气层”或“社会的黏合剂”.文学的政治功能通过学科跨界阐释得以增强,这是因为文学除了文艺美学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必然的政治性功能,因而在文学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强国就不仅要接受外域的先进思想,而且也要使中国的文学事业走出国门,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执政合法性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任何执政党都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危机。要克服执政合法性危机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获取民众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在这种意识警觉之下起而积极应对,正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举措得以出台的深层次动因。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的思考

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直接关系着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进行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首先在思想上要消除一个误区,即认为执政党就是必须直接执掌政权;其次,要遵循两条原则,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最后,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和党群关系。     

苏共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的生长与流失

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及其所提供的合法性支持,都要发挥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能为国家权力提供持久的、最终的来源。苏共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生,又因这一意识形态而奠基立国、发展壮大,最终也因这一意识形态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的耗尽而垮台。     

合法性的理论辨析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在历史沿革上,合法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曾经形成了形式主义合法性、规范主义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个类型,在整合三种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合法性内涵包含着三个要素,即自愿性的认同或同意、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与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西方文明内部,合法性正经历着危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成为争议的核心。随着合法性主体的多元化与合法性客体的日渐扩张,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应表现出同一性,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合实效性、合理性与合法律性三个维度应当成为合法性评判的实践视角。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既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环节。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教育不无裨益。     

执政的合法性与参政的合法性——当代中国责任政党政府建设的思考

在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成为政府过程的主体.从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视角看,政党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也对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都要加强组织建设、纪律约束和纲领建设;既要关注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也要关注参政党的参政合法性;此外要对利益集团参与政府过程保持清醒的认识,实现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双向功能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政党与人大、政协及政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转型期的政党责任,才能在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