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先秦儒家法的内涵、性质及其伦理精神

先秦儒家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法的理论源头与文化基因.在理论内涵上,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伦理是先秦儒家法的伦理精神.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理论内涵、性质定位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无疑是我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思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重要资源.     

不均衡的两极--对传统伦理文化的一种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实然与应然、理性与宗教信仰、智与仁的两极中有失衡的倾向.伦理学虽受重视,但基本上以说教、教化构成,缺少经验、事实的研究.儒家的仁根植于人性,基督教的爱则根植于上帝,二者都关注人性的超越,但对何为超越、超越的途径的理解不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强调与政治的关系,却和宗教、科学疏离.中国的道德建设仍有待于伦理机制的优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杨玉珍法国社会学家麦斯·韦伯在其《基督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辨析基督新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整合”，首先提出了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另一著作《中国人的宗教》，却判定“儒家伦理无法开出现代工业化格...     

基于现代视野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

对于生命问题的关注与阐释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从本质上说,尽管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于人类生命和生死等问题的解读由于视域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其内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则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于生命、生死和养生等传统生命伦理问题的深入反思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不仅大大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丰富了中华文化之人文底蕴,而且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顺利解决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儒家道德精神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近年来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影响到文化思考的方方面面 ,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普遍伦理”、“全球伦理”之成为当前哲学界所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一种独立的“普遍伦理”,或者说一种对不同族群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伦理系统是否存在 ,这关涉到对本土化传统道德乃至对伦理道德本性的理解问题。就中国传统道德来说 ,它便关涉到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主流的儒家道德精神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问题。与此相联系 ,我们注意到在不同的场合和形式的儒学讨论中 ,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即儒家道德以家族血缘关系为…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重视人伦 解构三纲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之间的冲突

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思想元素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中一大特色,也逐渐变成了理论上的一大热点,而且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一致性,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是,似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只需“返本”即可“开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容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成份,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是问题的实…     

“毒瘤”与“蛹体”——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社会的缘起得力于基督教所具备的超越意识,而中国之所以无法摆脱传统社会模式,正在于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缺乏这一超越意识。海外新儒家对此有所异议,认为儒家体系中不乏超越的意识,悲剧在于基督教的超越是“向外超越”,儒家的超越是“向内超越”。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区分并不能解释基督教超越意识曾经给西方中世纪造成的黑暗,也掩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文明所曾有过的贡献。何以曾经作为文明的“毒瘤”的基督教超越意识会一变而为文明的“蛹体”、而曾经是文明的“蛹体”的儒家超越意识却蜕化成文明的“毒瘤”?为此,本文拟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这两个中西传统超越意识的代表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功能转换的内部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     

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要实现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 ,就必须对其基本内涵问题作出回答。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 :必须在科学理性批判和选择性重构的基础上 ,实现以儒家伦理文化的现代化更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必须实现道德思维与伦理学理论模式的现代化更新 ;必须实现道德生活的现代化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新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论争,可以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基督教与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以及反思了“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能够培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儒家的道德伦理,由于要求人们去适应现世秩序,因而是无法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的。其次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这一时期港台新儒家为宏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     

香港适用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的个案研究

本文指出，一百多年来，香港司法当局一直试图保留中国清代的法律和习惯在一定范围内的效力，然而香港法庭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和习惯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本文围绕一件关于财产继承的个案展开分析，通过“妻”与“妾”在中国法律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揭示出传统法律（制定法）在民事问题上向民间习惯妥协的重要特色。香港法庭对于渗透了儒家伦理和人情关系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了解，法官们凭借英国法的推理模式和英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来解释中国法律和习惯，难免失之于偏颇。文章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大多数西方人不相信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与西方法律相似的正义、公平精神     

略论儒家伦理的话语表达之特征

儒家伦理话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为伦理体验；其表达方式主要有语录、注经以及评述历史和时事等，表现出某种“解释学”的特征；其话语蕴涵着一种根植于“意象”思维的伦理思考方式，其取向是注重直观和综合把握，力求引导和激发主体自身的体悟。儒家伦理的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伦理学的理论表达方式是相容的，具有有效应答当代伦理问题的潜力。这对于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