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培育的使命与基本路径

新型农民培育，是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新型农民是指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市场型农民、文化型农民、技能型农民和创业型农民；新型农民培育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育市场农民，通过发展义务教育培育文化农民，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农民，通过营造环境培育创业农民。     

浅探我国农民素质技能培训的策略

通过结合国内外关于农民素质技能培训的相关研究，从目前我国农民培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探索我国农民素质技能培训的策略。认为农民素质技能培训所采取的策略只有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才能更可行、更有效、更好地实现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目的，从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实现农民的富裕。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毛泽东农民利益思想及启示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也可以说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一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没有放松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并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让农民拥有土地、减轻农民负担、重视农民教育、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等，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对探索和解决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教育刍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开创性地把农民放在革命的主体地位。农民阶级的自身局限性、革命队伍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对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以满足革命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当前，面对农村意识形态教育相对薄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落后、农业增收陷入瓶颈的现状，科学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重视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农民的意识形态短板，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助力乡村建设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大革命时期实地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了边界根据地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全面和深入了解了农民阶级状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全面分析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农民的革命精神、农民追求公平的政治理想，批判了农民绝对平均的思想和封建宗法迷信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精神和政治理想进行正确引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得以相融相通、产生共鸣，从而通过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农民参与机制研究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参与机制是保障农民健康，体现民主决策，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论文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农民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由引导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监控机制构成。通过构建机制来扩大农民参与的渠道和机会，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护农民利益，促进这一制度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分流机制与政策

农民共同富裕是一段时期中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和制约瓶颈，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教育是改造优化农民进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历史上，美国曾在全国各州广设赠地学院开展面向农民的农业工业化教育，实现了大学、农业、农民、政府等多主体互利多赢。从分流施教看，目前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存在没有有效关注多数农民的流源问题、将农民教育置于最低层次的流层问题、多用非正规形式进行教育的流型问题、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质量的流质问题和过分强调初级农产品农业的流向问题。面向三农现代化和强国建设，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亟需构建培育新型农民、造就务工市民、幸福农民子代、促使农民回流、加快农民更新的系列促进机制，内外分流相互结合，改造提升和转化循环有机统一。推动五大系列机制良性运行，我国需要立法赋予高等教育承担转化农民的教育分流职能，建立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实施配套教育改革和政策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了农民，也要依靠农民，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要抓好五大工程：农村教育培训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工程、农村文化工程、农民创业工程和村民自治工程。政府要转变职能，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关于农民公私观念的审视与重塑

由于主体性表现缺位、公共性发展不足、现代性程度偏低，农民公私观念显现出在参与“公权”和维护“私利”中绞缠不清、在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中取舍困难、在践行“公德”和涵养“私德”上双重缺失等问题。重塑农民的公私观念，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性，解决好农民过于“重私”的问题；发展农民的公共性，坚定农民“崇公”“为公”的价值取向；涵养农民的现代性，引导农民追求“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大众传媒与农民科学素养的培养和提升

农民作为农村建设的主体，其科学素养的高低关系着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为培养和提升农民科学素养提供了重要渠道。大众传媒培养和提升农民科学素养体现在宣传国家的科学政策，提供实用科学技术，营造农村科学氛围，引导农民科学生活等方面。传媒在培养和提升农民科学素养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存在着不足，需要政府、媒体与农民共同努力。     

搞好农民教育 带动群众致富

加入WTO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中遭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农业作为弱质产业进入国际大循环后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战略性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当务之急，这涉及到很多新知识、新观念、新思路，要激发农民接受新事物的热情，提高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积极性，农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市农林局农干校作为我市的农民教育学校，充分利用自身办学条件，努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逐步带动群众实现致富。     

新时代我国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路径探析

农民养老问题事关社会主义本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城乡服务均等化。但当前城乡养老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民养老体制机制不健全，基层养老服务欠缺、创新不足，传统养老观念陈旧。只有加强农民养老的体制机制建设，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改善农民陈旧的养老观念，才是提升新时代我国农民老年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有效途径。     

“农民意识”改造：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家族本位是其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经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但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思想交汇、碰撞中，农民依附与主体意识并存、传统与现代意识混杂、科学民主与迷信宗法意识交织在一起，其正直、诚实、善良、勤劳等美德，无形中被依附、顺从、自私的“农民意识”所吞没，他们开拓进取的活力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改造“农民意识”，无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有的放矢 加强指导 溧水县深入开展现代农民教育

近年来，溧水县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富民强县进程中，把现代农民教育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在明确目标、制定计划、强化考核的基础上，在全县农村区别对象，因人而异，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教育，不断提升参训农民创业素质，增强农民致富本领，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这既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减少农民关键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我市农村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总量、分布密度均居全省首位。近几年来，我市各地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潜在资源优势为增收主要渠道，实现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价值、误区和对策

当前扩大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对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农民的参政方面存在着种种误区，从而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我们应该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入手，以提高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动态分析——以湖南为例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贡献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它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农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有两个。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决策部门理应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