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中岛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演绎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甚大,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日本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源的文学创作现象,也出现过许多亲近中国古典文学又极具汉学渊源的作家。他们中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融会贯通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骨髓和血液,如松尾芭蕉、森鸥外等;也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生吞活剥”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框架及内容,如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还有些作家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后,改造、消化、生发开去,赋予原型以新意,如中岛敦等。…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中国古典文学在意大利的教学和研究

中国古典(古代)文学课是意大利十余所高校汉语言专业都开设的一门理论课程,中国古典文学也是汉学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着400年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发展。通过对代表院校和机构相关教学及研究情况的梳理和总结,通过对代表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价,来展示意大利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努力和贡献,反映其不足,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与当代创新模式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国学研究和教学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以新的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评程国赋教授的《三言二拍传播研究》

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古典文学的接受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而文学传播的考察初出成果、方兴未艾。程国赋教授的《三言二拍传播研究》(广东省“十五”社科规划项目最终成果,并获广州市社科联第八次社会科学出版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以下简称程著)就是在此学术背景和研究趋势下,以“三言二拍”为个案,从传播的视角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梳理和辨析了古典文学的多种“文学流通”方式及其意义。正如著者在其前言所说,该著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结晶。…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英国汉学家与19世纪清小说的译介

19世纪是清小说英译的发轫期。译者以驻华外交官为主体;英译动机是为了提供语言学习材料,传递适合英国文化和经济扩张政策的价值观及帮助了解中国;英译的基本策略为摘译、节译、编译和改写。英国汉学家对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英国汉学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西方正确理解中国;为清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系统打下坚实基础。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考证、辨识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英译清小说的主要作品、译本与翻译特点,评价其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无疑对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不无？益。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

钱南秀：（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现任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文学副教授。以下简称“钱”）孙老师，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开题之前，是否请您先为“性别研究”做一定义？     

屈原人格研究述略

屈原生活在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后半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其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因此，对屈原人格的研究～直是历代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在西学未传入中国以前，本上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提“人格”，往往定义在人类至高的道德品性的含意上，甚至等同于品格…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