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诈骗罪,其特殊性体现在犯罪手段上,即行为人利用合同。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是认定本罪的关键,文章从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材料三个方面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内涵、外延以及合同形式对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依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来界定的合同应为狭义上的合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对象除了财物外还应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而合同形式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应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浅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新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规定 ,要正确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司法认定 ,须认真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 ,注重对合同诈骗罪具体行为形态的研究。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再思考——性质、类型和形式

从合同性质、合同类型和合同形式三维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分析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是行为人用以诈骗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该绝对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之外;应该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作开放性解释,不仅书面合同可以构成本罪,而且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可以构成本罪。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

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分析理解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基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与该罪的特征密切相关。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与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具备财产性内容,并且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财产性内容应当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书面合同与口头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认可口头合同符合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符合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符合刑法与合同法、民法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国际惯例及法的发展趋势。《合同法》中只要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的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担保合同与劳动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行政合同的双方不具备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并且体现行政管理关系而非市场经济关系,因而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要求。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并以财产为内容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其他诈骗行为区别开来。利用前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利用后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成为普通诈骗罪。     

浅谈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刑罚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对合同诈骗犯罪的研究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刑罚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的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以期对司法实践活动和经济生活的有序化、规范化发展有所裨益。     

对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探讨

合同诈骗罪属于目的犯,以非法占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现方面的必备要件,正确理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也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准,对于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信用证犯罪

笔者结合信用证运作特点，对利用信用证犯罪的表现形式及其认定作了分析，认为该罪是行为犯罪，并不以“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其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亦有明显不同。在定罪与量刑时亦要充分考虑到其多为牵连犯罪或共同犯罪的特点。     

我国司法实务中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作为我国一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合同诈骗案件数量迅速上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理论上对涉及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索,从诈骗的历史沿革和总体特征客观介绍诈骗的行为本质和行为模式,分析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上的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的区别;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实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阐述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以及我国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对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在法条竞合的前提下,如何在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中准确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定刑法条文设立的目的及其保护的社会关系,精准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界定方法,为我国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务支持.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日益增多。刑法虽设立了“合同诈骗”罪名 ,但由于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未能准确界定 ,使得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逃避了刑事打击 ,在客观上削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从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以利司法实践     

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应属可撤销的合同

运用比较研究法将我国合同法草案中关于欺诈胁迫合同的法律规定,与西方两大法系合同法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相应规定相比较．从其产生的原因、性质、法律后果等方面分析,认为在我国合同法中将欺诈、胁迫的合同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既有利于充分保护受欺诈、胁迫当事人的利益,又可使我国合同法律制度更接近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合同诈骗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形势下,合同诈骗犯罪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合同诈骗犯罪的问题上,存在着法律依据不统一、司法机关认识不一致等问题,为防止合同诈骗,应健全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打击这类犯罪,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浅论合同欺诈的认定及其防范

针对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合同欺诈行为 ,本文从立法角度分析了对合同欺诈的认定 ,以及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对合同欺诈行为的防范制度。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之司法判定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可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考虑诸方面的因素加以正确认定。单位合同诈骗罪中共犯形态等有关问题的正确判定,以及对我国刑法第224条中的“其他方法”的理解和认定,都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可以分解为合同行为、欺诈行为、占有行为和逃避合同义务行为四个要素,只要行为符合这四个要素,即可认定具备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市场经济中的合同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该综合考察行为人的整个合同行为才能做出推定,一条或几条标准不可能解决所有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问题。     

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辨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是两类既相似又本质不同的法律行为。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对两者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把握两者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以有利于经济交往、司法活动和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