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埃及希克索斯王朝

埃及希克索斯王朝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由外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在整个埃及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希克索斯人是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讲西塞姆语的阿姆利特人；希克索斯王朝是通过强大的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权，它受埃及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文化特色；阿波菲斯统治时期是希克索斯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在他的统治下，希克索斯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埃及文化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托勒密埃及的经济管理模式

托勒密埃及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段统治相对于法老埃及来说是外来的政权形式,它的统治在法老埃及基础上又融合了希腊人的专制主义统治,从而形成了兼具东西特色的政权模式,经济上主要反映在国王的官僚机构对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一种垄断和专营的特点,这较之法老埃及时期的统治方式来说是一种更加严格的统治模式。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

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是古代埃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王国时期,二者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平稳发展转向武装冲突,究其原因不外乎有四点:一是两地领土的接壤为利比亚渗透埃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二是利比亚人游牧的生活方式;三是利比亚人口的增长和气候的变化促使他们向富庶的埃及移民;四是利比亚各部族内部的团结和军事上的强大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保障,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埃及内部政权的分裂以及对利比亚边境地区的重视不足,则是促成其对埃及不断进行渗透和入侵的内在原因。新王国时期利比亚人对埃及的渗透和入侵为他们最终夺取埃及政权,建立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王朝提供了先决条件。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

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古代近东文明的两个重要部分,在近东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两地通过西奈半岛或海上交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整个近东世界各种族部族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同时也为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两地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渊源.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史前文化时期,但只有当历史进入到新王国时期的时候,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才达到质的变化,密集的战事和频繁的外交活动改变了两地间往昔的平和氛围,从而迎来了了整个近东世界国际时代的到来.     

古埃及王衔与神

埃及法老的王衔分五部分,即荷鲁斯、两女神、金荷鲁斯、登基名和姓。其中,荷鲁斯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宫廷礼仪的象形文字中。古埃及人认为有两个世界同时存在,现世是短暂易逝的人的世界,死后的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神所主宰的世界。法老是这两个世界的桥梁,代表神进行统治。在法老的王衔中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神的名字,这些神在王衔中的升沉表明了国家政权的演变。我们能够通过对埃及王衔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埃及政治历史的主线。     

论托勒密王朝宗教秩序的建立

托勒密王朝是希腊马其顿人对埃及进行军事征服的产物.统治者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增强各族臣民对托勒密王朝的认同感,缓和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针对埃及人和希腊马其顿人笃信宗教的特点,推行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以加强统治.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首先是接受了埃及当地的宗教传统,博得当地居民的好感；其次是结合埃及与希腊的宗教传统,推行对新的国家神的崇拜,使各族臣民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再次是推行统治者崇拜,神化君主及其配偶,增强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的神圣感.这些措施一方面树立了托勒密王国统治者的宗教权威,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族臣民之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增强了托勒密王国在希腊化世界的宗教影响力.     

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

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主要有埃及、赫梯、米坦尼、巴比伦和亚述等五个主要的国家,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诸多小邦.这些国家之间密集的联盟和联姻是东地中海世界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东地中海世界建立起了保护和兄弟的外交模式.保护模式适用于强国和弱国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而兄弟模式则适用于两个地位平等的国家之间.为了稳固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制定了彼此都必须遵循的外交惯例.外交惯例规范了国家间的引渡和信使制度,从而为东地中海世界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阿马尔那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

在阿马尔那时代,埃及的叙巴属国保持着半独立半依附的地位.埃及采取了迫使属国宣誓效忠和扣留属国人质的政策对叙巴属国进行约束,创建了派驻官员的行政监督体系.被纳入帝国轨道的叙巴属国,对埃及负有政治、经济、军事义务.埃及在叙巴的统治以间接统治为特征,具有能降低统治成本的优点和不稳定性的先天缺陷.     

云南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发展规律:渐进整合律

文章提出云南民族地区行政制度发展规律：分别为调类调构规律———中央与云南地方行政制度间相互冲撞相互选择时期;异类同构规律———云南民族地区模拟中央王朝行政结构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同类异构规律———中央王朝在云南建立了大一统集权统治,并建立了相异于其它地方政权结构;同类同构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四个具体特殊规律体现了渐进整合律     

罗马帝国时期埃及地方审判管辖浅析

罗马征服给埃及司法工作带来新的变化。罗马统治者根据其统治需要,在古罗马已有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以往埃及法律惯例,造就了罗马埃及独特的司法制度。在不断地交流互鉴过程中,罗马埃及地方的审判管辖逐渐形成四级审级制度,各审级间的审判管辖权限层次分明,并且审判管辖亦形成了新的特征,即罗马埃及地方审级设置过多、军人参与司法事务和总督拥有最高司法权等特点。埃及地方审判管辖的发展无疑体现其渐趋罗马化的特征。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法治视阈下地方府际争议及其消解方略

中国横向地方政府际争议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凸显,消减了政府间的协同合作,致使整体政府的塑造困难重重,政府的合力难以发挥,综合成效大打折扣。在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已不能自成系统乃至游离于行政生态系统之外,而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寻求府际争议的解决途径。府际争议的有效解决应遵循法治原则;力求摆脱仅从政治视角研究的窠臼,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境的法治与善治之路;立足于地域不均衡发展的现实,解析横向地方政府际争议之成因并实施行之有效的消解方略。     

西部大开发法治保障中的几个问题

借鉴东部大开发中的经验、教训,西部大开发必须走法治经济的道路。法治、经济一起抓,有利于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开发机制,有利于创造造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法治环境。     

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全面调度,和谐并进.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既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任务,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保障.如何评价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状况?就东北某市的调查可以认为,在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行政行为的随意化、利益化,行政监督的弱化;审判质量和效率不高,司法监督不力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法治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迫切需要法治环境的支撑.应加强地方立法,适时出台地方法规、规章;提高认识,努力建立行政执法、司法的良性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清代石柱同知王萦绪文学创作述论——兼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政治心态

清乾隆石柱同知王萦绪在任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基本反映了经营石柱的思想和行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有关文学作品和执政行为显示的政治心态主要体现为感恩戴德谋尽忠、随遇而安结名流和恪尽职守理子民等等,折射了忠君尽职、安民为重的品性。     

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地方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

高校法学专业是掌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前沿理论、培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业法律人才,为国家法治战略的实施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的重要阵地,地方高校在培养专门人才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设成为大学生法律素质与法治精神养成、本地区法律咨询与社会服务、周边区域专有法律问题研究的三大基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推进本地法治进程,服务本地人民生产与生活,应该成为地方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趋向。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