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的法律内涵及其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名牌的法律内涵应当是商誉,其在法律上对应的核心权利应当是商誉权.我国目前关于商誉权的法律保护制度还不完善,从落实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及名牌战略的角度出发,应当在明确确认商誉权的知识产权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商誉权保护法律、修改现行商誉保护法律规定等方式来建设与完善我国的商誉法律保护制度,以实现我国的名牌的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法律的法理分析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的立法实践源远流长,它们为动物的立法详细而周到.动物权就是动物的权利,而肯定动物权存在的前提是动物的主体适格,动物保护法律的实质是对动物权利的认同.一方面,法律主体理论是动物主体地位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权利构成要素理论应当包含动物的权利.从学理上讲,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必然要求.     

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有关侵犯死者名誉的案例时有发生，虽然对于死者名誉需要保护这一点少有异议，但有关保护死者名誉的理论根据却众说纷纭。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人格权益。     

破产程序中担保权人的权利限制与保护

破产程序中，基于集体清偿的规范目的，同时为了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如何对担保权人施以恰当的权利限制，从而实现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在新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寻找更深刻的法理支撑和具体的实现路径。破产法虽然属于商法，但基于“债权人谈判理论”“经济宪法理论”以及“破产准征收理论”，破产法呈现出强烈的强制性特征。强制性法律规范在适用上优先于任意性规范，且更多地以实现公共利益和价值平衡为目标。因此担保法的许多规则在破产场景下需要让位于破产法。破产重整中担保权人权利的暂停和恢复必须服务于重整大局。一般在破产重整结束之前不得恢复行使，担保权人的债权利息也停止计算。破产清算中担保权人实现担保债权的费用既不属于共益债务，也不属于破产费用，而应按照受益者负担原则，由担保债权人自行承担。     

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权利研究

LLSV法与金融理论认为,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是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合作金融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员则是一种特殊性投资者,兼具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对社员权利的法律保护也直接影响着合作金融发展的程度。从全球合作金融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对社员权利的法律保护。社员权利体系包括投票权、信息权、监督权、金融服务便利权、股息分配权、股金处置权等六类。我国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社员权利体系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     

法治政府的人本理念与路径选择

法治政府的实质是强调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秉承人本理念,即强调法治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政府一切行为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实现放在最高的地位,作为终结的价值来追求。人本理念要求法治政府建设必须认真对待人性,必须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我国应当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由此也预示了我国法治政府的未来取向。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资格权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构建

“宅基地资格权”是由中央政策性文件创设的新概念,实践中对于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性质、主体认定、权利内容等存在诸多争议,资格权的确认、登记和退出等环节的制度构建也不健全。根据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及宅基地资格权的功能设计,宅基地资格权应定性为成员权的衍生权利,权利主体和行使主体分别认定为“集体成员”和“农户”,权利内容包括宅基地分配请求权、监督管理权、取回权、优先受让权、政府征收补偿权和救济权。在制度建构方面,应当在尊重各地区实际和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相对统一的取得、登记和退出机制。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使用即同意”是构筑网络服务法律关系的基础方式,有其合理合法之处,但也可能因此损害用户的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服务法律关系中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纠纷裁判权、取得特别许可权、法律适用选择权、责任限制或免除权等,同时承当相应的义务,包括注意或审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隐私权保护义务或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审慎作为义务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享受的权利群与义务群应该实现总的动态的平衡。法律应当对ISP的权利义务进行适当规制。     

立法的人性化趋向分析

在人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立法的出发点是最大程度上保护人的权利,人权保护下的立法理性也处于调整中,立法者基于理性制定的法律规范应愈来愈被不断调整以接近人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性越被道德渗透,人性越贴近社会和自然,立法则是创造合乎人性的法律环境的有效渠道。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与法治路径

数据是信息的主要表现和转换形式，数据共享已成为个人信息利用的一种极为快捷便利的有效方式。需要建立对个人信息严密保护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所有权保护制度，构建个人信息“权利束”保护的工具性体系。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正当处置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合法删除的法律规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治路径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适用刑法保护，对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适用公益诉讼。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困境。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及界定,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目的,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认定为具有公益和私权的混合新型权利。我国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私法统一的保护体系。     

人的尊严与弱者权利保护

人的尊严不仅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更是弱者权利保护的制度基础。人的尊严为弱者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它通过人的平等、体面生活以及不受歧视,证成了弱者权利保护的必要;人的尊严是弱者权利的推演基础,正当生存权、人格尊严权、行为自主权、私域控制权等,均与弱者权利的落实密切相关;人的尊严也是弱者权利发展的精神动力,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都是本着人的尊严的理论,充实和完善弱者权利保护的各项内容。     

论外资并购中职工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因对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保护的法律不够规范具体,外商在并购我国内资企业中大量裁减职工,严重侵害了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其实,外商在并购过程中负有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的承继义务,无权随意解雇企业职工.我们应当通过制定<并购法>,完善保护劳动就业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雇主解雇和雇员不被解雇的各种情形,禁止外商滥用权利,加强对目标企业职工劳动就业权这一基本人权的法律保护.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无讼价值观的产生原因及消极影响

诉讼是当代社会解决纠纷的基本手段,是当事人权利保护的主要途径。由于诉讼是由法定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依法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可以保证纠纷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一个社会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标志着人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和进步,一个人诉讼意识代表着他的权利意识,而权利意识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的观念保证。一百多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步履坎坷,制度建构、“西学东渐”,我们一直热衷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但希望法治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梦想总是一次次落空,法律一直都不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法律始终走不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人体器官移植与人格权法律保护

人体器官移植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先进医疗技术。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过程中,会涉及到自然人多种具体人格权利,如何使人体器官移植与人格权法律保护有机统一,法律应当作好制度设计。本文以自然人人格权的不可侵犯性和优先保护为基点,论述了人体器官移植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知情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关系,并对上述权利的具体保护进行了探讨。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之下农地权利的市场化路径

“三权”分置思想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农地权利的市场化又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在“三权”分置之下，市场主体取得的经营农村土地的权利在法律上体现为土地经营权，为反映丰富多彩的市场交易形式，宜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但为使市场主体取得稳定的经营预期，法律上应赋予土地经营权以登记能力，明确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均可作为农地担保融资的标的，基于担保权设定后权利人仍然行使经营土地权利的事实，在体系定位上应属抵押权范畴，并采登记生效主义。     

论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具有法定性、权利行使的不确定性、同等条件认可、顺位优先性、不可转让性等特点,其目的是保护优先购买权人获得某种财产的特殊利益．我国法律规定了具体的优先购买权,还没有优先购买权一般规定,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完善．     

城市更新的法治逻辑：利益平衡与程序构造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国城市更新政策的本土化实践，尚未进入全面的法治化轨道。城市更新存在着复杂利益难以调和与社区居民权益保障不足，这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法治赤字”。城市更新的争议根源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冲突。在具体场景中判断社区居民各类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可以实现对复杂空间利益的权利化证成，进而确认相关利益得以进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城市更新需要引入分配行政理论，行政机关应当打造以利益汇集为核心的正当程序，构建区分化的程序机制，推进利益相关者的互相信任。在利益分配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以权利的抽象重要性为判断标准，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坚持受益者出资原则，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补偿与运营，履行住宅权保障的国家给付义务，从而实现社区空间利益分配的再平衡。     

生命尊严与法律权利范围的扩展

尊严一开始是一个代表等级的概念,也不对应权利,后来才悖论性地被扩展适用于所有的人。以尊严的传统范式/现代范式为参照点,可以看到,支配着法律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康德尊严理论解释力不足,有必要在现代范式下发展康德的尊严理论,以回应生命科技对尊严的内在挑战。尊严理论需要更进一步普遍化,需要将尊严的涵摄范围扩张到超越时间的“人的生命”。因此,对人性尊严的关注点应当从受到时间限制的“人”转向“人的生命”,界定“人的生命的尊严”的内涵,并以之为根据在法哲学上辩护人的各种生命形态所具有的规范性意义,从而为赋予其权利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