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及其对人大监督理论构建的价值

客体是与主体相对应、相依存的范畴,在哲学、法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有视角各异的主体、客体范畴,唯有人大监督论域只有主体范畴而缺失客体范畴,这显然是违背一般的理论逻辑的,为此必须建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人大监督客体并不等同于监督对象,而是人大监督主体和对象共同指向的目标即公共权力。将人大监督的客体确定为公共权力的依据在于人大监督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是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保证公共权力合法有效地行使,保障人民的权益,人大监督实质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去监督、制约另一种公共权力。确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对构建人大监督理论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西方的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人的解放理论诉求中破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是人民主权与受托的公共权力的关系,因此以公共权力保证人民统治权利的实现,以公共性为逻辑起点建构公共权力的法治与德治的治理体系,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任检核和制度伦理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以道德规制权力——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现实手段

道德是决定执政者内心思想境界与外在权力行使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以道德规制执政者权力的内在机理在于:权力获得与行使除了必须有合法性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的基础作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提升与强化执政者的权力道德水平,这是现代民主权力的内在逻辑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执政者提出的必然要求。在我们今天注重法律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时,也必须强调道德在公共治理中的普遍意义。而以道德规制权力的本质诉求,则是提高权力主体善待权力以及文明行使权力的内心自觉。     

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科学制约公共权力是反腐败的治本之路

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严治党 ,反腐倡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腐败问题仍然存在 ,近些年来 ,反腐倡廉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另一方面 ,从整体效果和社会影响来看 ,反腐与人们的期望值比起来 ,还有较大的距离。本文拟从腐败与公共权力的关系 ,探讨通过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达到有效治理腐败的根本目的。一、公共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的腐败机会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腐败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职权的行为。腐败行为要发生通常是几大要素 (腐败主体 ,腐败行为侵犯的客体 ,腐败机…     

制度互动、权力互动与跨国森林治理

跨国森林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对跨国森林治理的行为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全球管制政治学认为,跨国森林治理并不需要始终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但是,在全球治理不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呢?本文认为,通过制度互动和权力互动能够使得认证标准和第三方认证的权力获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这种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治理。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