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经典释文

1934年去北京,在北平图书馆见九家校本《经典释文》,即托贺君昌群用通志堂本觅人照写一部。过南京谒黄季刚先生,谓我当作《广韵疏证》、当读《释文》,并语殷孟伦用丛刊本临写先生过录吴梅代藏刘履芬众家校本,次年先后得到。又三年在巴县红糟房乡寓,用两本互校,遂注其同异于孟伦本之眉及行间,同者注云“北馆本同”,异者则云“北馆本作某”;北馆本《尔雅》二卷缺校。42年殷焕先承罗莘田先生命。手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中国历史》(六卷本)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历时六年主持编著的《中国历史》(六卷本),近日荣获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该著作系1995年教育部高教司立项的普通高校“九五”国家重点教材项目,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被列入高等学校“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部著作由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辽宋金卷、元明清卷、晚清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卷等六部分组成。全书突出制度和文化的演变历史,由七条主线贯穿,即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断代历史的特点及背景,制度(包括政治、职官、教育、经济、…     

评《史记学概论》

要说建立“学”,《史记》是最有资格的。张新科 先生的《史记学概论》为我们构架了一个《史记》学的 体系。 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史记》这样有历 史的穿透力,以至于两千年之后还不断有人引用它 的结论;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史记》这样 有极大的魅力,以至于两千年之后每年还要出版成 千上万套以应急需;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 《史记》这样有如此广阔的覆盖面,以至于文学、历 史、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从 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研究中国史、中亚史、朝 鲜半岛史,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汪全泰及其著述

汪全泰，字竹海，号子纯，又号铁孟居士，人称大竹先生。生年不详。关于江全泰的籍贯，有四种说法：其一，（周氏遗书）卷九“子纯问政”章注日：“子纯出婺州汪氏。”“婺州”原为浙江金华县治。其二，王季樵《铁孟居上诗钞·序》云：汪全泰“派传越国，著籍真州。”“真州”即江苏仪征。其三，《友声集》丛书本《铁孟居士存稿》署“仪征汪全泰大竹著”，《（续纂）扬州府志》卷九《汪全泰传》亦称之为仪征人，刘大绅所编《龙川先生诗钞》附录二《汪大竹先生诗一首》亦题日：“先生真州人”。其四，《龙川夫子年谱》载“婺源汪大竹，故积学…     

秦始皇身世考辨

吕氏游秦时间和洛阳封地证据说明《策》之可信不及于《史》 ;满十月为“大期” ,不满十月为“小期” ,特书大期而生含有遮人耳目的小期之义 ;“豪家女”出身黑道豪家 ,与邯郸姬并不相乖。《史记》记载无误 ,秦始皇的确出自吕不韦     

《四川书院史》人名辨误一例

胡昭曦先生著《四川书院史》 (巴蜀书社 2 0 0 0年版 ,以下简称《书院史》) ,扎实严谨 ,材料丰备 ,可谓研究巴蜀书院文化的扛鼎之作 ,可惜仍有疏漏。例如 ,关于明代重庆府涪州白云书院的概况介绍 ,将该书院创始人署为“刘蕖” ,笔者以为 ,勘校失严 ,尚可商榷补正。《书院史》第 76页注引《同治涪州志》卷二《舆地志》、卷九《人物志》称 :“白云书院 ,在涪州治南 12 0里凤凰山 ,‘前明刘司谏秋佩先生故里也……。’刘秋佩 ,即刘蕖 ,涪州人。清人周汝梅所作刘蕖《墓表》云 :‘刘蕖字秋佩 ,谥忠愍 ,明正德中户科给事中也’ ,因劾刘瑾 ,受廷杖 …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李华瑞“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

《五色石》八卷,序言后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八洞天》八卷,序言后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目录首行与正文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故学者多以为:二书为同一人所撰,如孙楷第先生一九三二年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在《八洞天》条下即云:“此书与《五色石》小说同为一人所撰。”在一九五七年重订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八洞天》条下又云:“此书与《五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纪传史简论

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史积数有二十六种,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数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大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历代封建王朝明令颁布为国史的纪传史迄《明史》止共二十四种,故二十四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专用名词。国史又     

《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展拓——北京《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述评

1991年5月18日至22日。来自国内42所大专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5家出版社、《光明日报》社、日本爱媛大学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汇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这是继“北京会议”和“西安会议”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先生、历史系教授杨燕起先生和北     

《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

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安平秋先生云：“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语见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2年）最为扼要中肯;张兴吉先生更以所著《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为之发皇。此本之优劣短长益以明白,殆少幽隐。今以此本与今日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校,窃冀能对点校工作稍有“添砖加瓦”之贡献。     

岑参去世年月辨考

一关于岑参的卒年卒月,目前文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颇具代表性。一种是赞同闻一多先生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中所提出的大历五年(770)正月说,另一种就是以郭沫若先生论定、陈铁民、侯忠义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校注》)总其成的大历四年(769)岁末说。他们的意见,《校注》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关于岑参去世的年月,学者间有不同看法。赖义辉《岑参年谱》(载《嶺南学报》一卷二期)定岑卒于大历四年,根据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的序文:“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未提及岑参,可见其时岑参已殁。诗序署明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     

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