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本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状况"专题调查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通过多元回归估计和分析,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在此分析结果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流动女性职业地位的对策建议。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

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单位和地区壁垒效应持续至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这些效应。体制外,职业的收入回报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开始趋向平衡,而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别大大高于体制内,说明体制转型加强了职业的地位含义,也由此扩大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大众接受程度如何?地位流动是否机会平等?将是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有关资料 ,重点分析了代际职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和特性 ,并通过对收入决定模型、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说明了有关变量对个人地位形成的影响程度 ,进而揭示了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 :代际间的职业流出率和流入率因职业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但在大多数职业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父子或母女的同职倾向 ;收入决定模型和职业地位实现模型的结果显示 :个人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实现方面 ,后天性的教育和政治面貌等因素意义较大 ,而父母的学历等先天性条件主要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本人。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为了保障人们在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相对公平 ,有必要在制度上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     

教育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探讨

在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问题研究中,探讨教育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不算多,较为典型的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他认为,教育是使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①,主要理由是：第二,由于收入或工资差别来自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因此,教育的发展可以影响收入分配,减少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现象;第二,在引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舒尔茨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孟买在个人收入分配上相对差距小,其主要在于美国各职业间受教育程度差距小于盂买。因此,发展教育可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别减少;第三,从功能性收入分配比…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

本文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移民规模、移民方式和特征,以及移民的社会流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社会隔绝壁桑的作用,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劝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流动农民职业获得途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对南京市流动农民的访谈式问卷调查,本文在描述其职业获得支持网、互惠规范下的职业获得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他们职业获得途径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1.年龄越大越可能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工作;2.不是文化程度而是职业经历是促使个体突破亲属和原有社会网络的束缚支持力;3.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效用要高于利用网络机制作用。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比较

文章以晋江市216名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研究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性相对较强,但不能促使其职业地位显著提升。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限越长、非农技能、失地后非农工作时间越长,均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并抑制其向下流动;在社会资本方面,征地后人际关系网络变大、政府或社区的就业帮助,均抑制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但对向上流动影响均不显著。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程度强于社会资本。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单位"资本与社会分层

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社会分层的众多因素中,"单位"资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单位"资本是指单位所具有的相对稀缺的并能给其成员带来各种收益的组织资源,它能够转化为个人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资源具有重大差别,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则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享有不同的社会声誉,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单位"资本对社会分层的超强影响违背社会平等理念和按劳分配原则,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因而必须加以改革,基本对策是改革单位体制、确定规范的用人标准、健全人员流动机制与内部淘汰机制和转变社会成员的择业理念.     

当代中国都市社会差别演变剖析

中国都市改革前后的社会差别已发生较大变化,在总体特征方面,存在着改革前阶级身份的社会差别,少数领导干部特权与一般民众的差别,以及改革后在经济收入方面形成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别。在社会差别的具体特点方面,存在着改革前后经济收入差别、教育差别、职业阶层差别、男女社会地位差别的变化。导致都市社会差别演变的原因,可以从历史条件与现行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变更等方面来认识。由此可以从利益、规范、价值三方面来整合社会。     

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

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分别揭示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中的不同面向,其中,功能主义分析了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流动中的动力作用,冲突论则着重于教育在地位传递中的作用,而有关地位获得的经典实证研究则揭示了教育同时作为地位生产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在个体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     

代际传递效应对城市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使用2006年CGSS数据,利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对影响我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就业有显著影响;父母自身的层次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职务的层次、户口性质均对城市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父亲的影响力度更大,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代际传递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

本文根据对全国东中西部八个省会城市居民进行的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的抽样调查,运用因素分析法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仍然像20年前一样被城市居民看作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但主要仍是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在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最终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感知。研究也证实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正在从以往的微观层面转向当前的宏观层面,反映了他们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而且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婚姻状况、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的个体在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

本文认为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分配领域中双轨制和隐性收入的广泛存在 ,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消费结构成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分层指标。作者根据重庆市 1 999年的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基本消费领域的社会分层状况 ,考察了消费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在影响消费分层的各主要因素中 ,受教育程度是一个起显著作用的因素。通过刺激消费启动经济必须针对不同消费阶层的消费取向 ,采取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