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孔子的志向观

<正> 俗谓“人各有志”。有人富有远大的理想,有人只为一己之利。前者高尚,后者卑鄙。对后者,人们常说胸无大志,这些人的追求其实没有资格称志。人们谈起志时,主要说的是前者。《说文》言志为“心之所向也”。《诗序》言“在心为志”,是说一个人心中想的什么,行动上做的什么,便是他的志。孔子是个地位不高不低的士,他梦寐以求的是恢复西周初年的奴隶制盛世,自己辅佐有道明君,当个治国的重臣。他一生中栖栖皇皇为此奋斗,并在各种场合一再说出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的心迹,坚定自己的信念,可谓一个有志之士。他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立志、守志和酬志的观点。     

王夫之论《易》与象

王夫之从丙戍(公元1646年,时年二十八岁)始有志于研究《周易》,至于已未(公元1655年)开始写作他的奠定体系的哲学巨著《周易外传》。而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曾奔波于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满腔热血而又屡受挫折,直到南明瓦解,才决定“退伏幽栖”,以“亡国孤臣”之悲愤,在“志无可酬,业无可广”的情况下,倾心于研究《周易》之道。先有《周易稗疏》、     

“志定而学乃益”

“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读通鉴论》卷十七,以下引文未注出处的同此)王船山在论梁元帝萧绎焚书时这样说。公元554年冬,西魏发兵攻打梁的首都江陵。城破,萧绎投降,被杀。魏兵入城时,萧绎焚毁所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自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王船山指出,萧绎自取灭亡,“未尝非读书之故”;因为他的读书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无异,“玩物丧志”,“读书止以导淫”。王船山认为,读书必须有志,无志而读书是不行的。     

王船山论刘琨

<正> 王船山晚年自题墓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对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作了自我鉴定。“张横渠之正学”,指北宋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刘越石之孤愤”,指西晋刘琨目睹刘渊匈奴汉国之侵凌,欲奋战以雪“大耻”,却受制于“乱贼”,莫酬壮志的愤慨。关于前者,学术界已有论述,而后者则鲜有专论。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方面作一些探索。同时,对于船山如何评价刘琨之诗,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李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考论

自钱谦益称李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后多沿用此评价,继而成为对李开先的固有印象。钱氏作此评语,或多是从其仕宦经历而谈,或总结自李开先个人的言论,故应以李开先的“罢官事件”为节点,分别看待。与此同时,李开先在经历宦海起伏之后,经世济民的意识却并未减退,虽然被迫放弃自己治国安民的满心抱负,但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依旧贯穿始终,且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宣泄着自己的“未酬之志”和“经济之心”,更是借此成就文名。     

关汉卿籍贯考述

关汉卿籍贯考述徐子方关汉卿籍贯，历来存在大都、解州、祁州三说，至今未有定论。因这一问题涉及关氏一生活动及部分作品系地系年，故有必要对此作一系统考述。一、“大都说”疑窦丛生谁都知道，“大都说”源出于《录鬼簿》和《析津志》，前者于关汉卿小传中径自称之为“...     

“正志”、“务义”、“造命”——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在王夫之伦理思想中,把“正志”、“务义”、“造命”,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是为人处世的言行准则。他自己按这个准则立言,也按这个准则行事;以此要求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用这个准则加以评论。 1 “心之所期为者,志也”。这是王夫之对志的解释。志是人生所追求的有预定目标或理想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然而立什么志,则是人生的重要问题。王夫之认为要“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这里指的道,即他所说的“道之所在,义而已矣”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蔡元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四十五年前,周恩来有一副挽联追悼蔡元培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以说,这两句话极好地概括了蔡元培的一生,也是蔡元培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项脊轩志》作于十八岁考

《项脊轩志》为脍炙人口的散文。然而,它的写作年代,历来都不予确指;由此,对文章内容的解释,也便出现某些不确之说。此文后有一段补记,提到:“予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可见,此文作于归有光娶妻前五年。归有光一生三次结婚,先娶魏氏,早卒;续娶王氏,又早卒;又续娶费氏。“吾妻来归”,指的是哪一位呢? 补记下文又说:“其后六年,吾妻死”云云。据此,费氏排除。魏、王二氏,哪一位结婚后六年逝去呢? 查归氏文集卷三十《祭外舅魏光禄文》说: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元好问《壬辰杂编》探赜

一金元文宗元好问遗山先生(1190—1257),国亡之后,致力于搜集与编撰史料,在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韩岩村乡居构筑“野史亭”,欲以史笔自任。虽然素志未酬而殁,所撰的碑版志铭,已刻或未刊的著作,如《中州集》、《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等,都保存大量珍贵文献记录,为元末官修《金史》史宫所采摭资用。遗山这一崇高的励志与笃行,同时人的叙述与《金史》本身都有明证。例如郝经(1223—1275)撰《遗山先生墓铭》说:     

成多禄生卒年及事略订补——兼与刘志同志商榷

吉林近代著名文人成多禄,一生专攻诗歌、书法,成就斐然。儒学大家王树枏赞道:“澹堪专力于诗,尤工书,得晋人笔法,名动一时”。《吉林乡土志》论为:“不独为地方之宿儒名笔,亦我国之书法家也”。《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发表刘志同志《澹盦居士成多禄     

船山论志、量和性、情

<正> 一船山对于志与量的关系的论述,在他的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什么是志?船山说: “志立于不易,凡吾之所以折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 (《四书训义》卷二十七) 现代心理学认为,“志”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从哲学来说,“志”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是实践的要素。     

齐云山摩崖石刻与碑刻

“新安多佳山，而齐云岩与黄山为最”(明《齐云山志》)，“黄大而怪，白横而庄；黄敛而奥，白敞而灵，各擅其胜”(清魏源语)。乾隆帝喜游江南，览齐云秀色后，御题“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有人说乾隆是未到黄山，否则他就不会认为齐云山是“江南第一名山”了。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推论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所谓“第一”是看从哪些方面来认定，比如道教文化、摩崖石刻碑记、齐云山特有地貌与物产等，无疑是黄山所不具备的。以乾隆一生好吟诗题词的习性，他即使游了黄山，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先回顾一下先秦儒道两家关于气的主要见解。孟子曾专门讨论气与志的关系,他以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他自己的所长在于“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