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忠实对象的多元互动

由于各自的理论"前见"超越了适用的范围,单一译者忠实对象论总是受到质疑.译者忠实对象是多元的,这是对翻译定义作整体性观察的结果.多元的译者忠实对象又是互动的,这是由它们之间既高度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利益决定的.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论翻译的损失与补偿--兼评张谷若的翻译技巧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交际活动,它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然而,对原文忠实是有限度的,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翻译过程必然伴随着诸多方面的损失,比如原文中的幽默、方言、谐音、典故、时态转换、修辞等等方面,都不可能在译文中完全传达。译者可以灵活采用多种变通手段,用以补偿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损失。从文章所给例句可以看出,张谷若善于使用多种补偿措施,使译文在更大程度上贴近原文。     

“无损失的翻译”与翻译的虚无——再论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观”

我们只要问一句：有没有一种不具有翻译性的翻译存在？如果没有,那么“翻译性”或“变异性”就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一切文本一旦遭遇翻译,它就获得了自己的翻译性。如果说原文所要求于翻译的是忠实,那就应该是一种充分忠实于翻译的本质属性,并同时让译者在翻译时履行对自我显现行为的忠实。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眼于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主张译者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控制,使译文忠实原文。译者的身份因此被定位为“仆人”。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受到重视。     

从“忠实”标准到叛逆性创造——论译者主体地位之“度”

文章分析了“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片面强调“译者主体性”进而否定“忠实”的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忠实”并不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而译者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当,还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超过了“忠实”这个“度”,过多的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被歪曲到了另一个极端。     

“忠实”——不可或缺的翻译标准

忠实是传统的翻译标准之一,但目的论和解构主义思潮否定了忠实的可能性,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文章从忠实的量化、翻译的本质、译者的职业道德、翻译的社会功能、忠实和通顺的辩证统一关系等方面．阐述和肯定了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存在的重要意义。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基于交互式机器翻译环境的语境架构

自设计之初，机器翻译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对语境中意义的把握。目前采用的交互式机器翻译引擎，试图尽可能地使机器吸收人类的智慧与认知能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文章由交互式机器翻译的技术环境入手，根据译者处理语境时付出的认知努力，提出包括本地语境、全局语境、语境效果在内的基于交互式机器翻译环境的语境架构。该等级框架从译者认知的角度出发，能够有效地收集、管理、分析译者反馈的数据，评估翻译系统对译者的依赖程度，从而更有效地在引擎自动切分、人机互动翻译等方面融合语境因素，以不断提高交互式机器翻译引擎的水平。      

文化因素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它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选取的翻译策略永远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从语言、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入手,探讨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策略选择的文化因素。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视角下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取向的因素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它不但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选取的翻译策略永远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从语言、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策略选择的文化因素,这对于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丰富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论英汉科普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分析了英汉科普翻译中科学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指出英汉科普翻译中科学性是第一位的,一方面,科学性对译者主体性存在制约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围绕科学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通过分析,体现这一非文学文本译者主体性受科学性影响的特点。     

浅析《红楼梦》诗词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意识

译者的主体意识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创造意识和审美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为此,以杨译及霍译《红楼梦》中诗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译者主体意识发挥的主客观方面表现出发,可看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体现和贯穿于翻译过程中,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则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