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策略说

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探讨之不足体现为前提论证多于方法探寻、立场纠结多于自我认知、宏观指导多于微观实践。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命题的提出,背后蕴藏有非常复杂的关乎文化振兴与文论自觉的因素;要瞄准打造人类文论话语知识共同体来正确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对象范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重在建构,旨归在建构,评价标准亦在建构。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现阶段上的一种策略选择,是由中国文论对于西方文论所处的劣势位置、中西同题比较有助于搭建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目标任务相向而行、中西同题比较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趋向等因素决定的。     

元初诗歌与同题集咏

元初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史上的最高峰,登上这一顶峰的无疑是月泉吟社,参与人数达2000多人,创造了同题集咏的历史。元初同题集咏短时间内集中出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历代同题集咏衍变的结果,是诗社规模急剧扩大后必然的选择,是伴随着理学背景下遗民群体第一次出现而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与元初遗民诗社活动多借用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对后世诗社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初遗民诗词的同题群咏研究

同题群咏是指对同一诗题、题材或事件集体进行吟咏。民初遗民诗词同题群咏对象多样,表现形态各异。主题思想总体为抒发遗民情怀,具体表现在遗民情结、隐逸思想、志节追求和颂寿怡情之乐四方面。在艺术特征上,有明显的意象指向性,重点关注主题意象、典故意象以及意象扩大、意象转换等;题咏方式区别于通常的诗歌唱和,以共鸣,或有感而发,或借题发挥形式出现,部分群咏诗词时间跨度长。民初遗民诗词的同题群咏既是对传统诗歌唱和的继承,也是文学抒情表达方式的新趋势。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曹植《赠丁仪》一诗的作期,余冠英《三曹诗选》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据《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曹操曾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被曹丕阻挠,丁仪因此怨曹丕,而和曹植亲近。曹操有一个时期要立曹植做太子,丁仪曾有意促成其事,因而被曹丕所忌。曹丕即位后不久丁仪就被杀。这诗大约作于曹丕初即王位的时候,为曹植所意料不到的那些压迫还未发生,只见到丁仪没有得到封赏,怕他心里不安,而以诗安慰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李景华主编《三曹诗文赏析集》等都采用此说。因曹丕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所以徐公持《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更直接地定“余冠英说”为建安二十五年。他肯定此诗为曹植诗歌中“创作背景情况已基本弄清,并明确地被考定为某年所作”的十首诗之一。     

黄初宗亲文人抒情诗研究

黄初宗室文人及其亲友的抒情诗极具个性特征.曹丕、曹植游宴诗多写乐极哀来;曹丕的代言体怨妇诗触动了自身敏感的心绪,曹植的怨妇诗寄托着君臣不偶的哀怨,曹叡的怨妇诗充溢着生母无端被害的愤懑;曹植的怨愤诗发抒朋友被害和自己受到压抑的苦闷;曹植的游仙诗实为绝望中的幻想;曹丕、曹叡的军事诗多夸耀军事实力,渴望天下统一;曹丕、曹叡、吴质的思亲悼友诗感人肺腑.这种抒情特征极具文学史意义.     

从曹丕对曹植的优待再审其兄弟关系

学术界对曹丕与曹植的关系误解甚深,进而导致对两人作品的误读。实际上,曹丕诛杀丁仪,主要是因其陷害忠良,又恐其为祸将来,并不是要翦除曹植党羽。黄初以后,曹丕未迫害曹植,反而屡次赦免其罪责,对其封赏优厚。争立太子事件历时短暂且曹植表现淡漠,并未主动参与,事件亦未造成兄弟关系的隔阂。而曹丕、曹植两人的文学作品也反映出其兄弟间相处融洽,关系较为稳定。重新审视两人关系,是正确解读其作品的必要准备工作。     

《新序》、《说苑》与《韩诗外传》同题异旨故事比较

《新序》、《说苑》是刘向编撰的两部历史故事集,每部书中都有一些故事与《韩诗外传》所载内容大体相同.文章通过对这些故事中同题异旨,即叙述内容相似、主题立意不同的篇章进行比较,从而疏理出故事类编体裁的演进轨迹和编辑原则,并对刘向个人的审美趣味做初步地探讨.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元诗同题集咏中的诗文图共存及其文学史意义

诗文图共存是元诗一个显著的现象,"诗文图同一"观念深深影响着元人的艺术风格和文风走向。元人借助诗文图共存的方式表达人生理想、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操,推动了明清文人对诗文图三者结合的艺术形式的认同。诗文图共存的同题集咏是一种表达生命态度的方式,隐藏着对现实的认知和强烈的儒家伦理诉求,是元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诗文图三者文体互补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大大提高文化传播价值,丰富了史书不具有的细节,达到以图文证史的目的。     

中古汉语与三曹作品研究综述

中古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从词汇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古词汇能够体现出上古词汇演变的情况,也能为近代新词新义的出现提供来源。然而在词汇学领域,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最为薄弱,既没有上古词汇研究那样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没有近代汉语词汇的厚积薄发。近三十年来,中古词汇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断代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几部书上,专书研究也仍然有很多空白。在这一情况下,从词汇学角度对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作品的研究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     

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

所谓效果史,即历史地描述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读者群体对作家作品的反应批评。魏晋南北朝是曹 植效果史上的黄金时期,具体表现有三:拟作盛行;理论总结;入选《文选》的作品数量较大。唐代是曹植接受史的 第二个黄金阶段,但与六朝读者注重模拟学习曹植作品有所不同,唐人则对曹植的相关史事或前人评价表现出更 大的兴趣。渐至后代,曹植及其作品更多的是作为某种典故而为人所接受。     

论曹植神仙方术观的分期与特征

学界基本是以曹丕称帝为界,把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分前后两个时期分析,这是不准确的。以216年为界,以192年—216年为前期,217年—232年为后期,曹植前期对神仙方术等问题的观点基本是对外表现出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在文化层面上对此社会文化思潮认可。后期因个人人生的巨变,各具特征,从前期隐性层面的认可转变为显性层面的归依与创作实践,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体系。     

曹端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学诠释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以其理学诠释学之入路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针对后世学者关于理学开山大儒周敦颐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的学术渊源、地位及其哲学内涵的不同评价,他以维护理学的视野,对这部争论颇多的著作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子的《太极图说》是本于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品,是对其天道性命贯通之学的完美诠释与注脚。     

从曹植《赠白马王彪》的历代选评看名篇的经典化

文学史上一些作品脱颖而出成为名篇,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历代批评者的选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是历史选择与淘洗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历代主要选评资料的梳理,探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作为名篇的经典化过程。诗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范性,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作者的人格魅力互相映衬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名篇的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批评者的批评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旨趣有着重要的关联。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的赠答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些赠答诗都集中于其诗歌创作的前期,后期未创作赠答诗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在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诗歌主题都不是单一的,同时表现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     

兖州人士与曹操霸业

曹操霸业始于兖州,兖州对于曹操而言,如同刘邦之关中、刘秀之河内,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兖州谋臣和将士更是曹操依靠来争霸天下智囊团和精兵强将。他们在曹操霸业的创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