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人文管理哲学诠释

儒学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在人文管理思想上不同于孔孟 ,他以“人性恶”为基础 ,在管理的组织观、控制观、价值观、原则观、人才观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文管理模式 ,对历代社会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以古为鉴 ,为当代管理寻获一些启示。　　一、“人性恶”的管理人性观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 ,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去恶变善 ,即“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 (《荀子·性恶》,下引《荀子》只注篇名 )。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     

《雪国》与《死者》死亡观对比研究

川端康成《雪国》与詹姆斯·乔伊斯《死者》分别折射着东西方死亡观。从死亡本质、意义、态度三个维度分析,东西方均认为死亡有助于个体审视生命,探寻生命价值。东方死亡观认为生死平等,死亡是一种新的存在状态,而西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原有生命的延续,强调逝者对生者的影响;东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唯美的,对死亡的态度混杂着伤感与释然,而西方死亡观认为死亡是阴郁的、可惧的。理解其异同有助于我们直面死亡,积极规划人生。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近代中国人《圣经》 观念考述

据统计,自1814年到1949年间,英国、美国、苏格兰三家圣经公会和中华圣经公会在中国销售各种《圣经》约三亿册,其中大部分是单行本。其阅读者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近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是如何理解《圣经》的呢?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按照对待《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类人群,即信奉者、虽不信奉但也不排斥者、坚决排斥者。除了基督徒将《圣经》视作信仰的准则外,非基督徒的一般民众对《圣经》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即将《圣经》视作异端邪说;将《圣经》的教训作为革命指南;将《圣经》作为丰富中国语言文学的范本;将《圣经》作为汲取人道主义的源泉。本文主要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对《圣经》的看法。     

船山哲学中性善论的现实意义——以《读孟子大全说》为中心

船山认为人是同时具备生物学和理性层面的善的存在,而包含这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人的特性是善的。这种性就像气每天产生、每天形成一样。他认为不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善并不存在于类似气、质、习、外物等处,而是在与类似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之类的外物交流中得不到“位”时产生。不善并不是根据绝对标准而被规定为恶,而应该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因关系背离而导致的相对性上来把握。船山的性善说不仅有助于克服从只重视肉体或精神的某一面而排除另一面中所产生的不均衡文化意识,而且在克服今天因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形成健康的共同体文化方面亦可作出理论贡献。     

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评司马光的认识论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议经驳传,独立思考,颇有见地。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观点,也是有创见的。司马光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自己对认识事物、学问修养的看法。他所撰《致知在格物论》,是对儒家经典《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新解,也是司马光本人的认识论的核心。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     

"灵魂的深":论鲁迅的真诚观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了的佛教 ,都主张人人具有先验的善良本心。在这种人性论基础上 ,中国人建立起“反身而诚”的真诚观 ,即认为只要本心象赤子般不加遮蔽 ,直接呈现出来 ,就能达到绝对真诚。鲁迅却在“仁义道德”的至诚背后发现了“吃人”的本心 ,对传统的人性论予以彻底颠覆 ,进而揭示出传统的真诚观导致瞒与骗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鲁迅注意到人性中恶的成分 ,但并不认为人性本恶 ,在鲁迅看来 ,人性是自由的 ,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以对人性的这种崭新认识为起点 ,鲁迅阐发了自己的真诚观 :他把虚伪看成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让虚伪的面具遮蔽起人的自由灵魂 ,还人以“隐私权” ,使人真正能够自制自律地掌握自己 ,在灵魂的拷问中达到自觉的真诚 ,以维护人格的独立与尊严。鲁迅还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反思真诚 ,认为在死亡的宿命面前 ,人只有悬设“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① ,并直面自欺 ,反抗绝望 ,向着更高级的存在状态奋进 ,才能达到真诚。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 ,信奉“梵我一如”(Brahm仭ｔｍａｉｋｙａｍ) ,又相信现代科学。所以 ,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 ,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他摒弃了传统的“摩耶”论 (M仭ｙ仭) ,认为世界是真实的 ,大自然充满生机 ,充满神灵、爱意和人性。泰戈尔的自然诗 ,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 ,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 ,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 ,在他的自然诗中 ,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 ,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 ,而是用“真即喜”抵御摩耶论 ,启发民众 ,鼓舞斗志 ,为民族获取“真实中的自由”而歌唱     

再论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屈原之死

导致屈原之死的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原因,是屈原人生终极观的坍塌和终极理想的幻灭,以及实现终极理想的三种途径的丧失.终极观的坍塌和终极理想的幻灭,在观念的层面上,使屈原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而实现终极理想的三种途径的丧失,又在现实的层面上使屈原无家可归.这种情形,对屈原来说,是进退维谷,始终失据;既没有了立身之基,又没有了人生归宿,于是,在穷途末日般的迷茫和悲愤之下,屈原绝望而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屈原之死,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之死.     

昙鸾未列入净土宗十三祖问题试析

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佛门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信仰经过几次转变,最终选择了弘扬佛教净土法门作为终生的追求。但在传统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他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对净土宗所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试从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角度分析昙鸾未列入净土宗祖师世系的原因,力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纵然死，也让我在爱中死去”－－普希金爱情诗歌的死亡思考

爱情是人类最动人的感情之一,也是世界文学永恒主题之一。这种魅力的最深刻的哲学背景是爱情克服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普希金的爱情诗歌就是这种思想的诗意显现。他早期爱情诗偏重肉体的满足,是自我意识的激情飞扬;后期爱情诗专注于精神的契合,是在对“永恒女性”即普遍精神的追求中完成个体的超越和拯救。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论冯内古特的艺术观

《猫的摇篮》与《冠军早餐》这两部作品,对于冯内古特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冯内古特对自己的艺术美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冯内古特自成体系的美学观,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重的影响。拟结合这两部作品,从美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廓清冯内古特的艺术观。冯内古特对美学和艺术功用的思索,体现了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论曹氏父子乐府观之形成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氏三父子之乐府诗,是乐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父子三人的乐府观,因各自经历的不同而各异。曹操的乐府观,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权而雅好＂四品乐＂,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以魏国的＂四品乐＂替代东汉的＂四品乐＂,为曹丕乐府观的核心之所在。由于＂立嫡之争＂的失败,远＂魏曲＂而近＂杂曲＂,则成为曹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浅析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

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的过渡环节。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唯物史观方面不仅把马恩著作的基本原理具体化,而且独具匠心地提出了新的见解和主张。例如将历史观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提出＂五项因素公式＂等。然而,普列汉诺夫在历史观领域的研究存在着缺陷,到了晚年在政治上又犯了严重错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值得肯定的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应该辩证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