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与拉力——中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动力机制初探

中世纪英格兰初步形成了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乡村社会产生"推力",城镇特权地位产生"拉力",吸引和拉动农村人口走出土地走向城市.与此同时,乡村也存在阻碍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城镇也存在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推力",正是在上述各种"拉力"和"推力"因素综合作用下,中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获得一定发展,畜牧业、纺织业等非农行业逐渐兴起,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后来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继承了这些历史遗产.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 ,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 ,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 ,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 ,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 ,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 ,是因为流动农民工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本文运用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等概念来分析这个过程。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阶段”论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 从宏观上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工业化(农村人口城市化)产生的拉力,一是农业自身现代化产生的推力。但宏观上的拉力和推力还须结合农户自身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动力——微观动力,才会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合力。     

汶川地震灾区受灾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人口迁移是人口分布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动,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经济、社会、环境被公认为人口迁移的三大驱动因素。本文以汶川大地震受灾区域为例,利用人口迁移推力拉力理论,揭示汶川地震灾区人口迁移的环境资源推力以及迁移人口面临的制度、经济、文化、生态、技能与社会困境,提出通过"规划引导、制度完善、政策扶持、技能提升"等四大途径引导受灾人口迁移,形成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人口分布格局。     

旅游动力机制中阻力探析

旅游发展机制动力的研究,不仅要重视推力和拉力,同时还要正视阻力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增加推力和拉力,另一方面消除阻力,是旅游发展机制动力的必须.从这一基本假设着手,以旅游系统作为框架,分析旅游阻力因素,完善旅游动力机制系统,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旅游动力机制对于旅游活动的影响.     

农民进城务工新动向经济学透视

农民工进城不但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对农村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使农民收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工的出现,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目前应该增强“拉力”,善待农民工。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人口流动、城镇化与四川离婚率的上升

本文基于2006—2014年四川省各市州面板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城镇化对离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对四川离婚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动人口比重和城镇化率越高，离婚率也会越高，其中城镇化率上升，是近年来四川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分区域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对离婚率的正向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好的地区，二者对离婚率的正向影响程度更明显。此外，城乡收入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离婚率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济发展差的地区，人口性别比也显示了正向作用。     

当前农村婚姻流动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婚姻流动是指社会人口因通婚而在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中移动的现象。婚姻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在我国农村,婚姻流动还是一种主要的人口流动方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移民等其它人口流动方式。农民以通婚为途径迁居他乡形成了农村中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客观上对农村各地社区间的成年人口性比例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主观上则反     

社会变迁视域内的中国人口流动:60年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我国的人口流动也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历史性嬗变,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反思60年来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我们发现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性是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对我国的人口流动制度和机制进行创新,使其能顺应时代要求,促进社会良性变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加快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创新性传承与滇藏川交接地乡村反贫困优化路径

研究表明,立足于民族村寨的特色经济发展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为表征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既是民族乡村特色经济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和谐互动发展的重要纽带。     

清代陕西渭南县回民村落与人口分布的特征和变迁

同治以前陕西渭南县回民村落与人口的分布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分布集中的特点。这是渭南回民来源、回民生产、生活习惯和回汉民族关系长期历史作用的结果。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大起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渭南回民的分布格局。并给回民生活环境与当地自然环境以极大的破坏作用。     

能力建设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发展

如何运用恰当的公共政策,增强能力建设,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Z村和K村是能力建设存在诸多差异的丽江市城区纳西族失地农民社区。从对Z村和K村发展的经验研究来看,集体经济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资本、文化建设等因素与能力建设紧密相关。所以政府可以运用生产性社会政策,采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培育社区自治组织、促进社会整合、加强文化建设等途径,扩大村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参与性,提升可行能力,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     

再民间化：多民族杂居村落文化形态的现实面孔——以滇南龙村为研究基点

多民族杂居的滇南龙村是中国多民族杂居村落中较为常见的普通村落,其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现象：就是多民族杂居村落文化形态“再民间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恢复被中断或退隐出生活场域以前的表现形态,而是作为村落自组织的综合系统,渗透于自然资源、经济手段、民间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语言交际等方面,并且在自组织的村落文化场域内有序地调适着各种文化相互适应的生存空间,随着村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对兰州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采取民族学实地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总结归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兰州市民族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情况,并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兰州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人口的流人以本区、邻近省份为主;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活动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人城市,不仅对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政府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朝鲜族社会人口流动和集居地空洞化问题的对策研究

目前朝鲜族社会正进入历史的抉择期,如果我们不在未来的20-30年的历史时期内解决朝鲜族社会所面临的人口流动和集居地空洞化等主要问题,朝鲜族社会的解体或许会成为现实。现从战略视角和对策研究两个方面论述这一问题。从现在起,我们需要集全社会的力量来重组朝鲜族社会,使其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健康的、发达的边缘文化区域。     

从聚落到村落:明清华北新兴村落的生长过程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新兴村落呈现出一种由零星聚落到独立成村的发展过程。村落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由一家一户构成,这些零星聚落多与移民活动有关;在村落发展的后期,则与村落人口向外移居而形成的"卫星聚落"有关。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使得零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在地缘、血缘等因素影响下,最终独立成村。独立的标志是土地庙的建立。     

混搭:箐口村哈尼族服饰及其时尚

混搭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村寨生活世界的基本样态。生活世界是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进行意义追问的基础,箐口村哈尼族村民的日常服装世界是传统与现代混搭的,多元性存在的服装所表明的正是当地人丰富的创造性,乡村中存在的民族服饰时尚的有限竞争所表明的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对乡村的影响及现代性在乡村的表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寻求延续的表现。无论是传统服饰还是现代服饰,其真实的文化意义都只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     

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

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村寨的保护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探讨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由村落文化空间、口头传统、节庆、手工艺品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通过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互动,探讨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