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纪”的史学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撰《汉记》,自谓是“约撰 旧书(即《汉书》),撮叙表、志、总为帝纪,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凡《汉 纪》,其称‘本纪’、‘表’、‘志’、‘传’者, 《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 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汉纪·目 录》)就是说,他的《汉纪》,不过是用编年史的写 法,将《汉书》表、志、传中的材料,按照年月 顺序,简约“通比”,归总为帝纪而已。就连史 论,也有不少是抄自《汉书》。历代学界,也认 为《汉纪》仅仅是对“班固旧文,剪裁联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删取其要”(《…     

元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卷五五六新见本略考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是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在浩如烟海的佛典中具有重要地位,一向被列为入藏之首,历代写、刻诸本繁多。前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在旧书内发现折装刻本《大般若经》第五百五十六卷一册,试对其版本加以判定,并得到意外收获。兹略述如次。这册《大般若经》(暂称“新见本”)编有《千字文》序号“光(六)”,即“光”字函内     

《文赋》“收视反听”刍议

陆机(公元261——303年)《文赋》论作家构思思维特性,有这样一段话: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極,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近读《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一九八二年版)《中华活叶文选》(合订本一九八○年版)以及一些注释文章,于“收视反听”下,皆注云“不视不听”。这个注是根据《文选》来的。李善《文选》(卷十七)于此条下云:“不视     

“慈悲者之城”与“涅槃城”

“慈悲者之城”,这个概念出自《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又称《大乘无量寿经》,篇幅极短,是敦煌遗书,收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卷中,据分析是敦煌沦陷于吐蕃时期由吐蕃僧人法成依据梵文译出。这篇短经的藏文版据说也是出自法成笔下,《大乘无量寿     

方式济与《龙沙纪略》

《龙沙纪略》一书,是清人方式济所撰,是一部详尽记载黑龙江地区历史的地方志。有关黑龙江地区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以后,历代的史书都作过记载,但尚嫌简阙。清康熙年间纂修的《盛京通志》(三十二卷)和乾隆初年重编的《盛京通志》(四十八卷)等官书,涉及黑龙江地方的,还是比较粗略的。清康熙时人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则记载了宁古塔将军(后改吉林将军)所属的松花江以东地区,主要是宁古塔一带的历史。详尽地记述黑龙江地区的大山名川,历史沿革,地理疆域,民族分布,时令风俗,物产贡赋,饮食起居的地方志,首推《龙沙纪略》这本书。前人对这部私人著述,有过较高的评价。如清代著名学者何秋涛在《考订龙沙纪略叙》     

试论唐前期"支度国用"中的杂徭

通过不役纳庸形式,杂徭在唐前期也被纳入国家财政的“支度国用”范围。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促使中央政府牢固控制杂徭的征派权,并严格执行上报、料功和计功程序。同时,这一特征也使杂徭与非法的杂徭役和中央临时别差科有了本质区别。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体现出唐前期赋役被纳入国家财政计划的严密性和整体性,也反映了南北朝以降中央政府对地方杂徭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逐步成熟。     

《北京通史》的编写准备和框架设计(汇报提纲)

《北京通史》课题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七五”期间的科研项目,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院级重点项目。经过该课题组全体成员近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已陆续收集、整理、编撰、出版了一批北京史研究资料专书和专门学术论著,《北京通史》十卷本也已基本完稿。《北京通史》第一卷《先秦至魏晋北朝卷》和第三卷《辽代卷》已公开出版,第四卷《金代卷》和第五卷《元代卷》正在排印,第六卷《明代卷》、第七卷《清代卷(上)》、第八卷《清代卷(下)》、第九卷《民国卷》和第十卷《当代卷》已经脱稿,第二卷《隋唐五代卷》即将完成。为了介绍这项系列科研成果,兹将1988年12月2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通史》编撰工作研讨会”上,由《北京通史》课题组长兼该书主编曹子西、副组长王玲、魏开肇等人所作的汇报,该书学术顾问侯仁之、单士元和特约编审戴逸、何兹全、徐苹芳、彭明、林甘泉、刘北汜、于杰、赵其昌、陈述、陈高华、许大龄等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载,供中国地方史志、区域史、城市史、都城史工作者、研究者参考。     

现代杂文的先导——《新青年》的“随感录”

《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即四卷四号,首次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刊出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取材广泛,篇幅不限,长的约一千三百字,短的约二百字。作者任意而谈,不拘一格,或鞭挞,或暴露,或讽刺,或拨乱反正,但莫不触及时事,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续《新青年》之后,其他的报刊,如《每周评论》、《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国民公报》、《新生活》、《新社会》等,也设立了     

“使黔首自实田”解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二一六年)颁布了一条确立封建经济制度的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但是,非常可惜,这一法令不见于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的正文,只是裴 《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使黔首自实田也”,想必是《史记》脱落,徐广给补上的。徐广是晋、宋间的人,为《史记》作了不少有益的注解、考证,他补的这一条具有极其重大的史料价值。 “使黔首自实田”是什么意思?一种说法是:“让百姓自报占田数目,按亩纳税。”这可能出自马端临所说“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这种解释对不对呢?有没有语言上的和历史事…     

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

在最近这几年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的佛教典籍。其中有一名为《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佛本生故事,较为奇特。特予介绍,并对若干有关问题试作简单分析。该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千字文编号:玉64号;缩微胶卷号(即《敦煌劫余录》序号):8300号。首残尾全,共存133行。行约23字。尾题:“《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一卷。”在此,先依照片(见《敦煌宝藏》第109册)录文如下。录文时,因残缺或原卷折迭无法辨认者,用方框表示之。其中,“□”表示一字无法辨认;“(?)”表示无法辨认之字     

王安石及其《字说》——介绍张宗祥辑本《熙宁字说辑》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生勤于著述。由于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以及后世不公正的评价,使其成书于熙宁年间的文字学著作《字说》,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宋史》本传云:“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字说》一出,唐耜为之作《字说解》120卷;韩兼也作《字说解》数十卷;刘全美作《字说偏旁音释》及《字说备检》各1卷,并作《字会》20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10卷,一时习者蔚然成风。哲宗元祐中废新政,是书也因此遭到非议而被禁用。绍圣间虽又用以程试诸生,但不久旋废,今书已散佚不传。对于《字说》这样一部文字学著作,颇为历代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视角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史记》人物传记的叙事视角模式看 ,《史记》在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 ,局部采用限知视角丰富叙事层面 ;而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不仅开创了“叙中夹评”的传统 ,而且开创了“多元视角”的叙事观念     

浅谈《祝福》中重提、重叙、重描手法的艺术魅力

浅谈《祝福》中重提、重叙、重描手法的艺术魅力史羽《祝福》是鲁迅小说的名篇，近来细读，更觉匠心独到，功力不凡。特别是重提、重叙和重描手法的运用，不直不露，又尖锐犀利地揭示了主题，深化了思想意义。一、对某些事件的重提、重叙，层层递进地深化了主题１．重叙“...     

骥老乎?老骥乎?

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敬夫考辨

汪日桢《南浔镇志》有一处保存了《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三首诗,前书“明陈忱敬夫”。顾颉刚先生遂据此下按语道:“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迄今学术界多种著作采用了这一看法。如近年来再版的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八一年版《水浒后传》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九八三年出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都写作: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其实,这是不可靠的。首先,汪《志》本身,涉及陈忱的即有数处。如卷十二陈忱小传引范颖通《研志居琐录》谓:“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卷三十五“著述”中有:“陈忱《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二卷。”而写作“陈忱敬夫”的只有一处。     

王阳明论“理是一个过程”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学说。他将精神本体的“理一”凝固化,在此前提下,讲“分殊”、“铢分毫析”。对此,王阳明道:“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朱子晚年定论序》、《全书》卷七),“析理亦精,学益支离。”(《别湛甘泉序》、《全书》卷七)王阳明强调的是:“一”、“主一”、“合一”、“理一而已”(《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道一而已”(《传习录》下)。但是,王阳明并没有将“理一”凝固化,而是将它了解为一个过程。     

《占察善恶业报经》的流传研究

历代佛教经录中，最早记录《占察善恶业报经》（以下简称为《占察经》）的是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即《法经录》）。其卷二记载：《占察善恶业报经》二卷　　前二十一经，多以题注参差众录，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事须更详，且附疑录。《法经录》虽没有注录《占察经》的译者和具体翻译情况，但是指出了两点：一、此经属于大乘经藏；二、此经是疑经，其真伪有待进一步审查。《法经录》科条细密，分类严谨，且以对疑伪经的严格甄别而著称。它搜集的疑伪经数目远远超过《出三藏记集》。不过，它指斥２１部大乘疑惑经的理由却只有八个字“参差…     

中国谱牒学的源流

谱牒之学,由来已久。《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序其历谱牒》,司马迁据《帝系》而为《世表》。《周礼·春官》:“小吏奠系世,序昭穆”。郑玄注:“系世谓帝系本之居,小吏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贾公彦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卿大夫谓之世本”。所以梁朝的刘杳认为谱牒始于周代,大体还是可信的。《国语·鲁语上》有“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恐其踰也。三闾大夫屈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伟大诗人,而他就是掌管五族屈,景、昭三姓,叙其谱属的长官。周代的谱牒,已不得其详,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后人所辑的《世本》以及见于著录的《春秋公子血脉谱》而已。恩格斯说:     

作为美学的结构主义——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论

在《可悲的热带》(1955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声称:给他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地质学与精神分析学。“它们都是一种超理性论,目标都在于将感性认识统一于理性认识而丝毫无损于其各自的特点。”从《可悲的热带》到4卷本《神话学》末卷《裸人》(1971年),斯特劳斯一直都在谈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在《神话学》第1卷《生食与熟食》中,他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逻辑特性就象味道、气味一样直接表现为物质属性。”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一起放在符号的水平上,以克服二者的     

《历代诗词译释》选登(之一)

陶尔夫、样式朋同志所著《历代诗词译释》（暂定名）一书，共选先秦至近代各体诗词近二百首。现征得作者同意摘选十首分两期发表于此。本刊因篇幅所限，省略了作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