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

中华诗教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春秋至两汉是前一阶段,从魏晋至今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悟理的媒介,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一阶段是站在作诗、评诗的角度,而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诗歌审美理论的探索,也就是以文人诗的传统为诗教。叶嘉莹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典诗词,无论在诗词的创作、评赏以及审美理论探索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故其诗教的性质,似应属第二阶段,即文人诗传统的诗教才是。然而先生的诗教内涵并不以此为限,而是也斟酌吸收了前一阶段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并且既凸显又深化孔子诗教中"兴"的作用,从孔子侧重于作人、悟理方面的"兴",深入到情意领域的兴发感动之力与美。因此先生的诗教特色,是从孔子的"兴观群怨"提炼出诗歌中兴发感动生生不已生命力量,作为其诗教的核心,并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美学理论的探索为其诗教展演的舞台,可说是前后两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     

技术社会中的人性教育

当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技术的突飞猛进带给人更多的物质享受，但并未同时给人内心的安宁和幸福；相反人性的病态出现了。人性教育是必要的。人性教育要以爱心为起点、人格为核心，“全人”为目标。     

诗之体初探

诗体的最基本含义是形式体裁,亦有题材、内容、体制类型、创作模式、写作方法、篇章、作品、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技巧及原则之义,又有风格、意境、境界、气象之义.同时,古代诗学中的体往往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内涵的概念.由于诗体常指由诗歌文本构成要素共同呈现出的艺术特点和审美特征,因此某个诗人或作家所形成的独特个性风格及艺术特征,或某个时代、阶段相对统一的艺术风格、创作手段等,皆以创作者姓名或历史年号作为诗体的名称.还有特指某本书收录的诗文作品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文本特征,以及某类题材、手法相一致且一时盛行的诗体.     

盛世元音下的诗学观念——析施润章“含而不露”的诗学方法

施润章的《蠖斋诗话》流传于后世,该书琐碎地透露了他的诗学观点,其诗论主要受到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含而不露,在清代的诗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法治的人性之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有关人性的观点进行疏理,并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构建在人性渊源上做了论证。通过本文,作者旨在突出法治内核中对人性恶的假设并提出在当下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防恶为先,辅之扬善。     

以“诗教”为核心的孔子文艺观综述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创建文学批评的第一人,他的文艺思想对我国多年来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但孔子的认识又有其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烙印,本文就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分析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思想。     

沈德潜编诗的“忠孝”色彩

清沈德潜作为乾隆在诗坛的代言人,其编选的诗集有着浓厚的忠孝色彩。他以编诗为重振诗教的途径,并以事父事君为旨归,要求诗歌行文立言,温柔敦厚。尤以杜甫为最高审美准则,鼓吹忠孝。     

浅谈沈德潜选评施闰章诗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选评清前中期诗人诗作,对施闰章予以格外的关注,选诗数量位于该集第二,并置于卷三首位。施闰章诗歌标志着清初诗风由繁音促节、噍杀恚怒,向温柔敦厚、清明广大的过渡,并以其温然如玉的诗品与宋琬悲愤激宕之音南北并峙。而且施氏言之有物,主学尚实的作诗主张与王士祯清虚淡远的“神韵”说在当时诗坛并肩抗行,这些都在该集中得到较全面的展示,当然亦有得失之处。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家之射雕手——宋之问的应制诗

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应制诗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意境开阔,而且典雅赡丽、构思精巧、气象恢宏。本文通过对宋之问应制诗的分析来表现他的诗艺水平和诗学贡献,并在人格上给予重新定位。     

诗是一种需要——关于诗与非诗所表现的人文传统管窥

由于诗歌能够展现宏伟的世界,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种种需要,因而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的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发展证明从单纯的尊君重道到重人伦重个性;从立德、立功到颐养情性;从僵化到飘逸感人;从传统文论到近代美学,无不显示出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演绎的艰难步履和历史征程.     

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学诗学之诗——我的民族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探索

论文以作者多年来在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国内民族地区,以民族文化为题创作的几十首诗歌为例证,说明人类学诗学在中国当下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双重意义,同时可以看出—些有关民族文化的思考和现代诗歌的构成样式,以期给当前和今后的有关活动和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同时也想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类学诗学的创作与研究成果,虽然这项成果本身还有待发扬、总结和提高.最后,关于我国的人类学诗学建设,作者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赋诗以理性 塑已以诗情──孔子论“诗”用“诗”初解

文章从《论语》、《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三书中收集所有孔子与《诗》相关部分的内容,参照《论语》中“作歌”等孔子“吟咏情性”的部分章节,着力论述了两个观点;其一,孔子用诗范围最广,孔子言志用诗,鉴政用诗,论人、教化、明礼亦用诗;其二,孔子还在《诗》的本质问题和特殊的教化功能上有着极为深刻的高屋建瓴认识,由此认为：孔子不是形式上的诗人,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首叫做诗的东西;孔子又是本质上的诗人,因为他一生充满诗情,一生与《诗》有剪不断的联系,他用一生建构的诗理体系影响了我们二千多年。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澧的诗学观念及其学人之诗

陈澧在诗论文字中拈出的"清"范畴,在其诗学观念中占有显著地位。陈澧既喜欢在诗学批评中使用这一范畴,自己的创作也注重在"清"上下工夫,所作每多缠绵悱恻之音。陈澧身丁衰世,作诗又深受岭南传统雄直诗风的濡染,因而另外有一部分诗歌清劲峻峭,意趣盎然,并且直接影响、渗透到他基于学人修为而创作的作品。这部分学人之诗,主真重变,强调理性思致对创作过程的掌控,却并非以取材博者为尚,也不是以学问为诗材,因而不尚雕刻,也不欲显豁,代表了晚清学人之诗的新动向。     

南园诗社与南园五先生之构成及其诗学史意义

从元明之际的时代转折特征与南园诗人群体的人生遭遇,重新探讨了南园五先生所代表的南园诗社的构成过程以及所体现的诗学意义。文章认为,南园是此一诗人群体初次结社的地方,是他们元末生活与人生情趣的体现。入明之后,他们无论是做官还是隐居,几乎均遭逢到巨大的人生挫折,不幸者送掉性命,侥幸者也备受贬谪磨难。于是,南园便成为他们美好的精神家园,成为记忆中自由的象征。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反复的美好回忆,使得南园成为像玉山草堂那样的雅致园林,使得南园诗社成为如北郭诗社那样的诗学流派,使得南园五子成为如吴中四杰那样的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