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的外交岁月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中国外交的友好使者。日本的历史文献记载，武则天在公元685年曾经送给平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作为国礼。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考证后认为，这两只白熊就是熊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熊猫外交。1941年，宋美龄为了感谢美国帮助中国灾民，也曾送给美国一对大熊猫。     

壮族族称缘起新论

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其历史可谓悠久,但以“壮”作为一个统一的族名来称呼这一个民族实体则始于1965年10月12日。在这个统一族称出现之前,壮族有过许多不同的称呼,先贤们于壮族族称缘起的探究,多从某地壮族或壮族的某一部分来考察,因此他们的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壮族族称演变的考察,指出壮族最初得名于宋代宜州地区,“壮”的原始含义源于宜州地区的某一特征。     

高句丽“三貊”说

高句丽“三貊”是指在历史上曾融入高句丽族的三个貊族部落 ,即大水貊、小水貊和梁貊。本文在指出“三貊”系古貊人残部的基础之上 ,详述了“三貊”的一些具体情况 ,以此辨明了某些有关“三貊”问题的模糊认识     

浅谈“熊猫外交”的实践意义及启示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熊猫外交”对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熊猫外交”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改善了国家形象,也带动了租借国旅游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文化内涵易被曲解、宣传内容略显单一、商业色彩较为浓重等问题,应对这些不足,我们要主动消除理解偏差,善于挖掘“熊猫文化”,积极讲述文化故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古代马秦山地名考证——基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推测

马秦山是舟山古代一海岛名,位于今舟山朱家尖岛。马秦一词的原意是西亚、南亚等地对大中国的称呼,也特指“丝绸之路”之重要驿站——新疆于阗。马秦山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避风泊地,因此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目的港考察宁波在唐宋时期与西亚地区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来推测马秦山的得名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源于西亚、南亚等地客商对宋的称谓“Machin”。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从“流”到“泉”——论民间童话在儿童文学中的存在方式

缜细考察的结果是,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中,除“艺术童话”(“文学童话”)这一名词基本与汉语含义相等外,其他几种“童话”名词都与汉语有或大或小的出入。英语通常分成folk tales和Modern fa-tasy(Modern fair tates)。前者大体相当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通常所说的“民间童话”,有时也或称“传统童话”、“民间故事”;后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一般称“现代童话”,有时也或称“艺术童话”、“创作童话”、“作家童话”、“童话”。“民间童话”有些共同的性质,它们是:     

基于秦岭大熊猫保护的国家公园规划思考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大熊猫这一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解决我国秦岭地区大熊猫保护中存在的矛盾,首先对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梳理,然后分析了陕西秦岭大熊猫保护存在的问题,即栖息地破碎化、管理复杂、区社利益冲突、旅游开发不规范等,得出国家公园这一保护地形式对大熊猫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秦岭区建设应整合现有保护地、重组功能分区、实施大熊猫保护工程、完善科研监测体系、发展生态旅游、引导社区参与、加强环境教育等规划建议.     

“貘尊”及其生态史料意义

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貘”的形象。相关信息透露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生态史的重要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西周“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浮动汇率制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研究--基于机电行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机电产品主要出口北美、欧盟和日本。在浮动汇率制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度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利用2000—2014年我国机电行业出口上述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在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结汇条件下我国机电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大小。研究表明：我国机电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受汇率波动影响最明显的是美元区,其次是欧元区,最后是日本。     

辣椒名称考释

辣椒在进入中国四百多年间产生了四十多种别称.通过考察这四十多种名称,发现辣椒命名基本符合古汉语植物命名规律,主要来自辣椒来源地与栽培地、辣椒果实形态与性味、辣椒同名异物三方面,以辣椒果实与性味命名的名称使用更为广泛与长久.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关于丘长孺的考辨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南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名称变迁与中国地区政策的调整

近现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名称在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名称的变迁附着了丰富的政治含义,既反应出该地区内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征的转移,也伴随着中国对该地区基本定位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将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考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决策层对世界整体局势的判断、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以及对东南亚角色的界定等因素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并从中发现解读当前政策变化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