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归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     

驳王绩非隐士说

自清纪昀断王绩不应列入《隐逸传》以来,在后人的不断论证下,几成定论。虽然也有人对这种观点的论据多所否定,但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威胁。文章在对前人观点作细致考察与辨析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形与王绩的思想、行为,从而认定两《唐书》将其列入《隐逸传》是合理的。     

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以《游北山赋》为代表的隐逸赋既描写了王绩个人的隐逸生活,也深隐着他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他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游仙的隐约向往。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无论从赋篇语言与结构的过渡,还是从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看,王绩在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承传意义。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江南士风与狭邪小说

本文论述了江南士风对晚清狭邪小说的影响。首先 ,采用散点透视法 ,从名士与药、名士与清谈、名士与酒色、名士与隐逸等角度论述了江南士风的内蕴 ,着重剖析此内蕴对狭邪小说创作主体及描写对象的制约 ;其次 ,采用综合视角 ,从总体风貌上把握江南士风之任性放诞、情礼兼到、异性崇拜等内蕴对狭邪小说的影响。通过对创作主体和叙事文本的解析 ,凸现狭邪小说的精神内蕴、文化价值和审美特征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从与《陶渊明集序》之比较看《文选》招隐诗选择的官方性

《文选》卷二十二特设"招隐类"和"反招隐类",不仅代表了以萧统为代表的编选者的文学评选标准,也代表了儒家经术急剧衰落、战乱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士人内心的向往。萧统不仅是《文选》的主持编纂者,也是率先整理陶渊明作品集的人,并亲自作序。通过《文选》招隐诗所反映的隐逸观与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渊明隐逸的看法进行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本人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身上的一些精神特质是较为认可和欣赏的。《文选》招隐诗虽然现在留存不多,但与《文选》未选招隐诗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萧统选择的是比较中性的招隐诗,不仅在招隐诗中规避了对世道等的评论,而且在《反招隐》诗中也对"隐逸"一事给予了较为官方的解释。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明代至清中叶戏价问题初探

明清戏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至明中叶的戏价多保持在每出一二两银子的水平,其中若有赏银也一般是在雇价外再额外赏予一二两银。但从明代后期开始,戏价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上班”动辄十几两银的雇价和丰厚的赏银,一方面是普通戏班二三两银的戏价。而在清代,这种巨大的差距就不再明显,戏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几两向十几两银慢慢提高。戏价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无疑将对明清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浅析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特点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长足发展 ,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 ,其他商帮难以比拟。文章主要论述了山西典商在蓬勃发展中所呈现的开设当铺多 ,从业人数众 ;北多南少 ,分布广泛 ;资本构成多样 ,实力雄厚 ;经营灵活 ,业务多元 ;内外治理 ,严格有效等五个鲜明特点     

论北宋至明中期“主一”思想的演变

北宋至明中叶,"主一"概念受到了较多关注,程颐、朱熹主要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修养工夫论意义。阳明则将"主一"释为心"专主于天理",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本体工夫合一的意义。湛若水综合程朱与阳明观点,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说,但其说在本质上表现出二元倾向。王栋对"意"的阐发则推动心学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思想背景对"主一"概念展开种种诠释,从而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的意涵。     

唐诗视野下的唐代民俗生活略论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前学界多集中于唐诗本体来观照其审美价值,忽视其背后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唐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唐代物质生产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游戏娱乐等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唐人生活的又一面镜子。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别于以往的评价。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

商周时期的＂于＂通常作连动结构的后项,同时也可用于非＂去到＂义的动词之后,这意味着＂于＂逐渐虚化为表行为方所的标志,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于＂除了可介引具体地点的名词,还可介引表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正是由于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的更换,使得具有典型运动特征的语义场中相关联的、有限的几个题元角色关系可以向其它更多的语义场转移。谓语动词的改变,是＂于＂语法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因,此外上下文语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