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兀惕和蒙古的文化联系

两个民族的文化联系问题,首先是两个民族间建立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问题。从十世纪以来,驻牧蒙古草原上的鞑靼—蒙古部族,与其南部的唐兀惕族(自称弭药、弭药家,汉人称为党项人)为邻。因此,无论在和平的条件下,还是在非和平的时期,他们彼此间都不能不发生关系。西部、北部和西北部的阻卜(契丹之《辽史》和女真之《金史》对鞑靼人的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

契丹大字的创制,文献的记载是比较清楚的,“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新五代史·四夷传附录第一》)。又,《辽史·耶律庶箴传》:“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可知,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辽代的部族制度

(续 )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 ,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 ,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 :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 ,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 ,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 ,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 ,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 ,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 ,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     

安禄山讨契丹出兵多少人

天宝十一载(751年)秋,安禄山率兵讨伐契丹,因天降大雨,弓箭松弛,及奚临阵反水与契丹合力围攻唐军,致使安禄山大败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安禄山究竟出兵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1)《新唐书》卷219《契丹传》载,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向导”,以讨契丹。(2)《资治通鉴》卷21(?)载;“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 (3)《旧唐书》卷199《契丹传》载:安禄山“以幽州、云中、平卢之众数万人”讨契丹,大败而归。这是一个不确切的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契丹的酒文化──兼谈蒙古酒海的起源

契丹人与北宋汉人交往过程中，在酒筵中弄出许多事端和谈资；契丹酒筵的铺陈及酒筵中的酒器非常讲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契丹人亦有酒海。     

梅山蛮民族史略考

引　言研究梅山文化 ,首要的问题是弄清古梅山地域上生活的人们之种属与其氏系渊源。笔者曾在《梅山文萃》第一卷《论梅山文化发展之渊源》一文里 ,粗略地阐述了“梅山蛮种族之脉络考析”。大意是 :1.生活在雪峰山脉之远古人 ,应由千万年前之“腊玛古猿”一类之猿类进化而来。与 170万年前之“元谋人”应属一脉相承的种属。2 .“梅山蛮”属古南蛮之一种 ,自称始祖“盘瓠”。汉人史笈上所载之神话 :一曰南越王有犬名盘瓠 ;一曰昔帝喾之畜狗名盘瓠。纯系汉族文化对异族之丑化而妄加贬意。在原始畜牧业中 ,犬最易驯养 ,且有助渔猎 ,久之 ,敬之…     

浅析辽朝时期的“汉人胡化”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辽朝枢密使的渊源

枢密使本中原汉官名,始设于唐代宗永泰中,至唐末已趋于固定化,定额两员,且“贴黄”视事,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其权力膨胀,甚至可废立人主。五代戒唐之祸,枢密使开始任用士人,枢密院的设置也日趋完善,枢密使的权力甚至超过宰相。契丹辽朝早期本无“枢密”之职,太宗扶立后晋,始临时设立枢密使。克汴以后,沿用中原官制,先后命李崧、赵延寿担任枢密使。世宗即位,任高勋为汉人枢密使,在契丹官制中也设置枢密使,是为北院枢密使,让耶律安抟担任,与之相对应汉人枢密使则被称为南院枢密使,使枢密使成为北、南府宰相之上的最高职官。     

辽朝“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探源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法律制度而言,所谓“国制”即它的“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此法虽然基本上可以说是契丹固有制度,但又不尽然。因为我们除了在与契丹有密切关系的突厥、乌桓和鲜卑等族的制度中可寻得其渊源外,同时还可发现,它之所以能逐渐系统化,主要是借鉴唐,五代制度的结果。     

辽代契丹人祭木叶山考探

辽代契丹人有祭山之习俗,而其中又以祭黑山和木叶山为主,也最为频繁。本文仅就契丹人祭木叶山之史事略做考探。一、木叶山的地理位置木叶山在什么地方?北宋人宋绶曾使辽,经中京城到过木叶山。他在其《上契丹事》中说:“木叶山在中京微(东)北,本阿保机葬处,又为祭天之所”。辽代的中京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大明城。宋绶在《上契丹事》中还详细记载了从中京至木叶山路途中的各馆驿名称及各馆驿之间的距离。根据宋绶的记载统计,中京城至木叶山计五百一十里(宋     

辽代汉官制度的演变——兼评韩德让

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我国古代王朝,由于境内民族成份“种类番(繁)多、其心不一”,契丹贵族推行双轨官制,大量吸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统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在统治集团中,汉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契丹贵族十分重视汉官并推行汉官制度以利用之.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之一,汉官制度也随着辽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其中,汉族官僚韩德让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他在佐助辽圣宗改革辽国政治中能发挥重大作用,都是辽朝汉官制度演变的结果.     

瑶族称谓管探

瑶族自称复杂,他称繁多,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建国后,有些专家学者撰文探讨瑶族的称谓问题,诸如杨成志的《释瑶》、黄钰的《瑶族名称试释》、李增贵的《试说瑶语的“勉”》、舒肖的《也谈瑶族的“勉”》、李永燧的《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蒙朝吉的《关于苗族瑶族畲族的“人”字试析》等,以上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有关瑶族的称谓,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对于弄清瑶族称谓的来源,推动瑶族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在研读诸多论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瑶族的“自称”、“他称”的基本状况进行系统的疏理,对“自称”和“他称”的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进行粗浅的探讨。这就是本文拟论述的问题,在此试谈个人的一管之见,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

该文是《夏鼐文集》失收的一篇佚文。它是夏鼐于 1 933年冬在陈寅恪讲授的“晋南北朝隋史”课程上所写的作业 ,获得陈寅恪的好评。夏鼐当年在清华园 ,是与吴晗齐名的史学系才子 ,已经在史学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曾应吴晗之约继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该文从一个侧面 ,又一次表现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陈寅恪批语所论甚是 ,足征读史细心 ,敬佩敬佩。——寅恪　一月十五日北魏军中有汉人自无疑义 ,但疑多是供运输杂役 ,此其所以异于斗兵或正式之兵邪 ,其有妨农事自不待言也。北魏军中兼有中原汉人在内部应亦如此 ,前所言仅谓其兵之主力非中原汉人而已。《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载记》:“[ ]乃令州郡校阅见丁 ,精隐漏 ,率户留一丁 ,余悉发之 ,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此百五十万人中汉人必颇多。魏承燕业统治中原 ,其征发汉人从军谅亦不异。但据后来高欢推之当是中原汉人 ,主业在耕农 ,其在军中多供属于军事之杂役 ,此其所以非斗兵之故邪。旧史记之甚简 ,盍更详考之。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契丹国号解》质疑

即实同志的《契丹国号解》一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不仅对“契丹”一名的诸家之说进行了全面讨论,而且对“契丹”、“大辽”之名提出了新解,读后颇受启发。然文中涉及鲜卑段部的几个问题,又不能与之苟同,因此提出来与即实同志商榷,亦就正于史家和广大读者。     

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以其南进中原作战为例

在辽代,由契丹骑士与战马、弓箭、甲胄等组合而成的“特殊”兵种———契丹骑兵,其军事行动之所以需要某种特殊的气候环境,与常年生活在较高纬度干冷气候环境下的草原契丹人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以及战马、弓箭、甲胄等骑兵特殊装备的适干冷、怕湿热之特性有直接关系。并且,也正是由于契丹骑兵军事活动中所需的特殊气候环境,还催生了其“主动”南进中原出征作战时必有“季节性选择”的特殊战略则规。事实上,在契丹骑兵的诸多次南进中原作战过程中,气候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战事的结局产生过或利或弊的影响。     

论李白的政治态度及其政论诗

李白与政治,这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首先是因为,这位浪漫主义的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自称:“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似乎超脱政治,远离观实。据传贺知章奇其风骨,称之为“谪仙子”。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则描写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诸如此类,都把一个“仙”字同李白联系在一起,把他打扮成为满身仙风道骨的天外之人,仿佛同政治毫无关系。事实如何,很需要澄清。其次也因为,对于李白的作品,历来也有类似看法。“仙才李白”之说,掩盖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