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选址、集聚经济与城市竞争力

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外乎是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而本文讨论的主旨,则聚焦于在哪里生产?也就是要问:企业在哪里选址?企业在哪里进行相关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究竟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疑,地理和区位已成为管理的核心原则之一,选址是企业发展中的重大决策行为。本文尝试用集聚经济理论探讨企业选址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将企业选址指向性的内容拓宽到城市和区域的多个领域。     

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了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以解释区域经济的增长机制.在提出的全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区域的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对生产率提高产生直接影响,而企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和创新网络产生的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生产率提高产生间接影响,两种影响最终使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产业集聚、生产率与污染排放——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分析其环境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库,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产业集聚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产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引发污染减排效应的主要原因。在考虑了不同污染物类型、其他政策冲击和变量内生性问题后得到的结论仍然稳健。分样本下,产业集聚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产业问题集聚对于东部地区、经营年限较短、非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更大。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企业最优研发强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二项式回归证明了企业绩效与研发强度之间呈倒U型曲线式的相关关系,从而找到了企业的“最优”研发强度;第二部分以该“最优”研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透明国际发布的CPI指数为解释变量,考察了经济体清廉程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清廉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和研发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股权集中、R&D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来自深圳创业板的证据

运用深圳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成长显著负相关;（3）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4）R&D投入强度在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但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强度和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无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厘清了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强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R＆D强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对比研究

在引入R&D强度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区域31个省市自治区的R&D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四区域R&D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呈正相关,但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各要素产出弹性相差不大,R&D产出弹性均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R&D产出弹性最低,但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今后应继续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大R&D投入并配套相应的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区域发展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产业集聚、产业共聚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产业集聚类型,辨析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基于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EG指数测算了多种类型集聚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的集聚更多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组成,但下属产业自身的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县层面产业集聚弱于省区层面,但是集聚效应在区县和地市层次发挥作用。同一产业下属各产业间的共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共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间多样化的共聚,而不是同一个产业内相邻产业的共聚。通过对产业集聚的细致考察有益于把握区域经济真实状况,把握关键提高效率的集聚,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政策。     

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行为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在华R&D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态势,而且这种投资行为表现出独特的区位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基于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行为特征的分析,认为外资企业R&D投资正从分散化向国际化演进,而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已经难以对这种演进提供完美的解释,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已经成为其全球学习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对这种行为提出了新的解释。     

中国省际R&D强度差异的决定与比较——基于1998-2004年的实证分析

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北京除外)1998-2004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各地区R&D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其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基本结论是:决定各省R&D强度的因素与初始R&D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初始R&D强度水平下,R&D强度决定因素也不同。R&D强度较高的地区,其决定因素主要是政府补贴和人力资本存量;R&D强度中等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R&D强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R&D强度较低地区,GDP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加都能提高R&D强度。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提高R&D强度,但在不同区域其弹性略有差别。由此得出的建议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中国各省份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     

企业研发（R＆D）组织与动态能力研究

信息时代企业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企业的竞争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来然后被新的优势所取代,为了取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应建立动态能力,对现有能力进行重构,以保持与环境的动态平衡。研究表明,企业研发(R & D)组织对动态能力的构建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服务业集聚及对服务效率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相对密度会对自身效率产生影响。该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我国服务业聚集状况及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服务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多数地区的服务业区位熵大于1,区位熵最高的是北京,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