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就《阿Q正傳》的几个主要問題和馮文炳教授商榷

馮文炳敎授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論文“阿Q正傳”,对鲁迅写作《阿Q正傳》的思想情况、阿Q的典型性等問題的論述,很值得商確。这里想就这几个問題提出个人的看法,就商于馮文炳敎授。     

略論古史分期討論中理論結合史料問題

我讀了楊向奎先生寫的“解决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要先研究具体問题”这篇文章以后,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略述我的見解如下: 楊先生認为近來有关于社会性質的文章,大家喜欢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     

再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我閱讀了李赤子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七期所发表的“也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文章,和学术月刊編輯部轉来的丁雍年先生与光磊先生所提的意見,并且我又向一些同志們請教,討論这个问題,这些都給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認識到,关于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我的思想确实是有些混乱的。因此,为了搞清楚我对这問題的看法,使我在学习馬列主义中能更好地領会毛主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我想还借着一次机会,再談一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如果我們要了解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之間的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关于纯粹流通费用中可变資本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题

一我对兩种不同意見的看法从“經济研究”1956年第四期上登載了江詩永同志的“論商业利潤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問題”一文后,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爭辯,先后有徐毓枬、樊弘、蔣学模及宋承先諾同志各抒己見,展开了論战。大家在探討的过程中,关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源泉問題,关于純粹流通費用中不变資本(即K)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題,大体上可以說已經有     

关于老子的政治思想

一九五四年七、八月間,光明日报“哲学”專刊发表了任繼愈先生一篇关于老子思想的文章。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的譯作“老子今譯”,这篇文章也作为附录之一收在書后。这篇文章对老子学說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它的阶級本質,以及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作了探討,其中包含了一些正确的論断,但也有不少問题很值得商酌。本文打算就老子的政治思想和老子学說的阶級本質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討論老子的学說,有一个困难問题存在。“老子”書不成于老子之手,这在今天差下多已成公論。一般認为里面保存了老子的学說,但也(?)入了后世人的思想。究竟現在的“老子”書里面哪些話是老子的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己增殖”論

去年以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貭的文章。他所涉及的許多問題,我們認为大有商榷之处。这里仅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問題,即平心先生提出的所謂“生产力自己增殖”的論点,提出我們的意見。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必须批判

目前史学界开展的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批判中,曾經討論过历史地理这門学科中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問題。在討論中,曾就考据問題、地理环境作用問題、民族研究問題、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学习馬克思主义和“破”与“立”等問題,展开过辯論,为了辯明真理,我想就上述問題,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和大家一起討論。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有关战国时代牛耕的几个問題

战国时代牛耕已經“很普遍”,这是史学界很流行的看法,伹是,当时牛耕是否已經普遍,还值得商討。本文試图对这个問題略陈几点粗浅意見,以供討論。     

再談屈原的生卒

我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学術”欄發表过一篇“談屈原的生卒”是針对林庚先生在同刊物發表的“屈原生卒考”提意見的。一九五四年二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我看后是有意見的,早就想來一个“再談”,竟一直拖到現在。用“歲星紀年”法推算屈原的生年月日,是郭沫若先生开的端,好象信的人并不多。据我知道,对屈原有研究的象陸侃如,李長之……諸位先生一直是用旧說的。記得陸先生还和郭先生曾經打过一次筆墨官司(略見郭先生:今昔集)。这次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