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京派作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在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都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具体到小说领域,京派小说在空灵、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以及语言上都与中国古典艺术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京派小说的美学追求

京派作家在创作中,远离政治,超越功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京派作家讲究文学的品位,强调“自我”和“性灵”的抒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接受庄禅哲学中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形成了超然、平和、冲淡、缅邈的艺术风范。     

京派小说的"异秉"人生与道家理想人物

京派作家废名、汪曾祺创作了诸多"异秉"小说。这是京派作家对人类诗意生存的文学表达及美学设计。溯其文化与美学渊源,老子所塑造的"愚人"形象、庄子再三描摹的"真人"形象以及那些"技进乎道"的庖丁们,正是京派笔下"异秉"人生的文化原型。     

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

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表现在情感构成和抒情方式两个方面.仁心、乡心和童心,是汪曾祺小说具有抒情特征的情感基础;而非情节故事化的结构形式所构成的疏朗的抒情空间,平凡真实生活细节中所蕴含的诗意,以及朴素清新、气韵生动的语言表现则构成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     

京派小说的"桃花源"与老庄的"理想国"

京派小说家有着浓厚的"桃花源"情结,在其所营造的乡土田园小说里反复描摹着自然环境之美与自然人性之美.京派小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乡村世界的文化原型,其实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     

城市女性与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京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研究者所注目的往往是他们作品的乡土特色和风格特征。本文以“城市女性”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着重阐明京派作家面临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     

京派小说的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管窥其与京派小说中现代意识内在的多角度联系和京派小说现代意识独特的深层蕴意。他们的现代意识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从审美角度反思现代性。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     

库普林小说与“五四”抒情小说

"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五四"作家从外国小说里看到了有别于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基于表现内心真实情感的内在要求,"五四"作家大胆探索,创作了一大批突破传统的抒情小说。库普林小说对"五四"时期中国抒情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京派小说：和谐蕴藉的浪漫主义

就其代表作家最具特色的作品而言,京派小说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浪漫主义。其浪漫特色主要表现在主张回归自然、描绘理想境界、具有抒情色彩以及某些篇章对于奇风异俗的表现方面。但它的浪漫主义又具有其独特性它不是我们所习见的英雄传奇类、魔幻类或感伤抒情类,而属于乌托邦类;在审美追求上它崇尚和谐而摈弃崇高与汪洋恣肆,疏离政治而非干预政治。京派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是由其创作方法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其创作宗旨是净化灵魂、美化人生,因而选择将描绘社会现象与“写梦”结合而以后者为主导,以描绘健康自然的人性、人生状态为主导。     

论苏轼的艺术辩证法

在对文艺基本问题进行判断和解析的过程中 ,苏轼常常以哲理思辨代替直觉感悟 ,以开掘物理代替经验描述。因此 ,尽管他不可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揭示文艺的一般规律 ,但仍能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来分析和总结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充分注重了“形”与“神”之间的层次性及其不即不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一种辩证的艺术认知范式阐释了“形神皆备”的创作原则 ;他深刻揭示了“道”与“技”的相关特质 ,并艺术地发现和把握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进而提出了“道技两进”、“心手相应”的观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等一系列见解 ,充分注重了对平淡与绚烂审美范畴各个因子之间逻辑联系的细微把握 ,从而揭示出了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苏轼还坚持“尽其自然之理 ,而断之于中”的为学之道 ,在尊重和重视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力主求新达变、革故鼎新 ,并将之贯通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的自觉精神     

诗经与河流

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河流关系密切。《诗经》有许多篇章出现了河流。《诗经》直接写河流或与河流有涉的诗篇,读来给人无尽的艺术美感,提供多方面的历史知识,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展示了一幅幅及其广阔丰富、生动形象的古代社会生活的鲜活图画。     

重返“果园城”——师陀《果园城记》解读

《果园城记》是通过一个还乡的知识者（“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了小城在衰落过程中出现的人、景、物、事。由于作品凸现了复杂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意蕴，含蓄深沉的美学理想，优雅明快的文笔，诗意的氛围，使“果园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小城。     

杨家将故事与水浒故事关系考述

杨家将故事和水浒故事极为类似：小说构成方面,杨家将小说和《水浒传》都是分段缀合结构,成书过程都与南宋时期的抗金斗争相关;人物渊源方面,杨志是杨家将后裔,鲁智深和杨五郎很相像,杨温的故事被《水浒传》吸收;具体情节方面,双方都有衅起良马、五台山参禅、征辽、还愿等内容,而且彼此之间明显有借鉴关系。考察双方的这些相似,有助于我们了解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论《诗经》的幽默传统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成之初就具有五经之首的崇高的地位。由于《诗经》的幽默特点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深深打上《诗经》的幽默印记。《诗经》给后世带来的幽默传统大致有三:首先是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其次是近而不同于讽刺的硬幽默,第三是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这使得孔子、东方朔、陶渊明、韩愈、白居易、罗隐、苏轼、杨万里等具有幽默特点的著名文学家都受到深刻影响。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