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运行层面设置了诸多严苛的规定,即便如此,像求荐公行、鬻卖举状、铨吏因缘为奸等问题仍大量存在。这引起了宋代臣僚们的广泛关注,从其连篇累牍的议论中也可见一斑,因此,对宋代荐举之弊加深认识,其意义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时期.其财政发达虽十分显著,但"钱荒"、"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却贯穿宋代始终,从而形成巨大反差.这是与其赋税征收之弊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就造成此项弊端的成因、弊类等方面作一探索,从治国的大略、官员的腐败、征收制度的管制不严等方面作一分析,以探究其深层次内涵,并时当世有所借鉴.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的荐举制度和荐举风气是文人干谒活动兴盛的重要诱因。唐代荐举既可以独立于科举之外,又可以渗透于科举之中。荐举为干谒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社会观念为文人干谒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前提;荐举之现实影响力增强了干谒行为的必要性。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从南宋士大夫的议论看宋代的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铨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选人能否改官,全凭荐举一途。这就造成了宋代选人奔竞、举主滥荐而吏部铨吏也借此因缘为奸的现象。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无不忧心。在南宋人的文集中,大量记载了南宋人对荐举之弊的议论,并寻求治弊的良药。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

两晋士大夫崇尚玄学,行为放达,任官不尽职守,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士风。这种士风的形成历经了西晋初年、晋武帝执政后期与元康时期三个阶段。激荡这股士风的,是在朝与在野的两种玄学,两者虽在理论上有诸多不同,却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着士风。士风由上至下推行的权力基础是名士掌握的社会舆论,由此影响国家选举。而玄风熏染下的社会并未实现名教大治,主要原因是玄学美化了社会的原生态,民风又受到社会上层放纵风气的影响。士风的流弊与士族对权力的独占造成许多士人的保守倾向,自立于时风之外。但是他们仍在基层社会主持着名教清议,以“乡曲之誉”约束着士人。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