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洋造反派

“文革”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在那个动乱年代,不仅亿万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文革”初期震惊全国的“陈再道兵变”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0事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住地。     

“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本文对比分析了“文革”期间不同入学风险组在获得不同阶段教育时的不同模式，发现“文革”事件只是在“文革”前期对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对其他阶段的教育获得模式并无重大改变；在“文革”后期，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在各阶段教育都有更为强烈的回复。本文认为，面对“文革”的冲击，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或者努力抗拒这种冲击，或者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透过权力因素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在教育机会获得模式中也存在包括社会记忆在内的制度性抗干扰并迅速恢复平衡的能力。“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对另一种制度性框架（ 教育获得模式） 的影响，受制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它对一种制度性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结尾的讨论部分作者还对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一种反分层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运用历史事件的分析方法，使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此作了证明。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快城”与“慢城”

因为正在翻译《慢速生活》一书，对带“快”与“慢”这两字的东西就格外注意。从网上看到，2008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与《慢速生活》书中的“慢城”形成鲜明对比。     

“我没有出卖自己的祖国”——一个“文革”叛逃者的传奇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荣休教授，“欧人华人学会”理事长，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他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其个人经历被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文革”中著名“叛国者”。     

“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有“心”做个健康老人

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有这样一句“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这句话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心态问题。其实，人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有“心”，只要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就会永远年轻。     

岁寒识松柏——“文革”中受迫害的“陈、曹、魏、杨”

本刊上期刊有《陈丕显：“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文,叙述了陈丕显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今刊出陈丕显长子陈小津撰写的本文,详叙“陈、曹、魏、杨”中的曹、魏、杨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以飨读者。     

中国律师害怕代理刑事案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的《老古玩店》一书中说:“没有坏人,也就没有好律师。”这句话道明律师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刑事辩护为主业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律师们对于刑事案件的代理却总是如履薄冰,因为律师们认为它是风险最大,最难开展业务的领域     

爱是不能忘记的——纪念“春蕾计划”实施25周年

“春蕾计划”公益项目从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25年了。当我们回首这25年如歌岁月的时候，分分秒秒都浸满了挚爱。爱是永恒的主题，我们愿为爱而继续努力；爱是不能忘记的，所有爱的付出会永远载录在中国儿童发展事业的丰碑上。     

自治区对“文革”伤残人员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标准和医疗待遇问题作出规定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自治区财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出《关于“文革”伤残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内组通字[2008]66号），就“文革”伤残人员住院治疗期间伙食补助标准和医疗待遇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现摘登如下：     

看人如看山

前些年看了部电视连续剧，名字虽然忘记了，但主题歌中那两句很有韵味儿的话却记忆犹新，那就是：“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是的，“山还是那座山”，然而，假若角度和立脚点不同，你就会得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感觉。正如苏东坡《题西林壁》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跟耶和华先生较一回真

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类的原因,自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85年5月因《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获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答谢词中用了那句古希伯来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立马就满世界疯狂起来,包括它的裙带系列“盖茨一开口,‘大康’(.com)就发笑”“女人一发笑,男人就开窍”……都一齐跟了走红、走俏。不过,就那句格言我还是十分迷     

警惕“阅读引导”的文化身份霸权

最近媒体上关于“阅读指引”方面的消息很多,比如,在8月21日《广州日报》上,有一篇题目叫《孩子,你为何对名著“无动于衷”》的文章就反映了一些家长指导子女读诸如《红楼梦》这样的名著,而被子女拒绝,为此家长们感到焦躁不安,满心忧虑;还有在8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上,有一篇题目叫《今天,我们应该读什么书?》的文章,文中列举了诸如黄集伟、江晓原等一些文化人对“应该读什么书”的看法,江晓原称,“极火的书不看是不会有任何遗憾的。”这两条关于“阅读指引”的消息,令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在我看来,不论是家长指导子女阅读名著,还是所谓…     

“投笔从戎”说班超

现在人们非常熟知的典故成语“投笔从戎”，即出自东汉名将班超。毛泽东十分赞赏班超的才干和胆识，常喜欢引用他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句豪言。1937年，毛泽东撰写《实践论》时，就引用了这句话，说明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4年后的1971年11月，他在接见中国首次出席联大代表团成员时，又以班超为例，提出代表团应有汉朝班超出使西域的勇气，学习班超办外交。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春蕾”花开满神州——专访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宋秀岩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2014年11期,本刊特别策划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纪念“春蕾计划”实施5周年》专题报道。在《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实施25周年评估报告》发布之际,本刊记者又专访了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宋秀岩。     

震惊中外的“沈崇事件”始末

震惊中外的“沈崇事件”始末文／人邻时间拉开了与往事的距离，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每一次回头看看，都能让人有所回味。我们从不沉湎于过去，但我们也从没有忘记所经历的一切……一北平，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６日《世界日报》赫然登出：女生看电影归途被侮辱大学女生某，年...     

悲剧何时不再重演

就在成都“李思怡事件”刚刚过去的两周年时,又有一个3岁孩子饿死在家中。由于长期在外打工没有回家看望父亲和儿子,李剑波59岁的父亲病死在家中后,其3岁的儿子兵兵随后饿死在爷爷身边,尸体高度腐烂后,才被邻居发现。如果说2003年的“李思怡事件”的悲剧因为有执法人员的渎职和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悲剧发生的社会管理功能严重缺失这一根本原因,那么,李家的这起悲剧能不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弱势生命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