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江南第一家”的家教精华

为搜集新闻界名人石西民同志的历史资料,我和他的女儿石小华导演来到石西民同志的家乡——浦江。浦江县委宣传部陶部长邀请我们走访了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精妙。郑氏在宋、元、明三朝合族同居15世,同财共食达三百三十余年,鼎盛时期人口达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从民文出版业发展角度解读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以内蒙古蒙古文图书出版为例

文化产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将民文出版一直界定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最近才将其已包含于文化产业范围,但民族地区相关部门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上存在偏差。本文从民文出版业发展角度,以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产业政策等四个方面解读文化产业政策,指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通过地方政府制定民族地区出版产业化政策;区别对待"民族地区出版"、"民族出版"和"民文出版",重点扶持民文出版;加大民文图书出版扶持力度;大力支持民文出版业的产业化经营等措施,发展民文出版业的政策建议。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范仲淹没有简单地复述前人有关"民本"、"民贵"等仁民思想,而是集成并创新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强调君王应该像护养自己的身体一样护养百姓。惟有身体安好,君王才安好;一旦身体患疾,君王即衰弱。除身体之意蕴外,民体之"体"还具有根本、本体和整体等诸多涵义。他认为,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正。君王心正,方能身正,身正方能正四方。而君王心正,又莫如效法尧舜,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民体又可阐释为体民,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     

试论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是我国春秋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公元前515年,他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夺取吴国政权,短短十多年间,披荆斩棘,励精图治,使素被中原鄙视的蛮夷之邦,称雄东南,屡败强楚,震慑齐晋,对古代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但旧史学家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因其杀僚夺位而把他说成是“无道”、“不贤”之君。实在是不公允的。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对阖闾的主要事迹作一初步论述。(一)阖闾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阖闾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上台以后,唯“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立即实施了“厚爱其民”、治国兴邦的一系列政策。第一,“恤民同劳”,取信于民。面对着当时国内“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又有“江海之害”的不利形势,阖闾向楚国亡臣伍员求计,伍员教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安君治民”之术。吴王听了人为赞赏,于是劝民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以裕国用。在此期间,他虽身为一国之王,但“食不二味,居不重     

《桃花扇》中《寄扇》《余韵》出套曲的作者问题

一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中,第二十三出《寄扇》点明“桃花扇”的来历,李香君唱了一套哀婉动人、酸心刺骨的北曲。续四十出《余韵》是全剧的总收场,苏昆生以弋阳腔演唱的《哀江南》套曲发抒了强烈的亡国之痛,是全剧的主题所在;文辞艳绝,色彩凄迷,音节哀响,三百多年来传诵人口。然而,这两套在全剧总体构思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曲,其作者仍有争议。三十年代,卢冀野首先发现孔尚任的友人徐旭旦的《世经堂诗词抄》卷三十有《北双调新水令·旧院有感》一套,与《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只在某些字句上稍有差异。十年后,他撰写了《〈桃花扇·余韵〉出哀江南曲之本来面目》一文,肯定《哀江南》是孔尚任借用徐旭旦的《旧院有感》点染而成。此文发表在上海铁路系统办的     

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江南流水与江南诗人

自魏晋隋唐以降,江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江南文化又尤以其水之闪光夺人眼目.青山秀水的江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至柔至刚的诗人,当代的诗人们依然为这片山水所感发,他们与先前的江南诗人形成了互文传承的关系.这其中,江南之水的特性与气质在江南诗人的作品中流露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与色泽.     

论中国文化对中江兆民的影响(上)——读《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

得吴藻溪先生所译中江兆民的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翻读再三,不忍释手,遂酿成这个题目。由于手头日汉文资料不足,关于中国文化对中江兆民的影响,暂只能就读后管见略论之,以为引玉一砖。 中江兆民其人 中江兆民,一八四七年出生于日本土佐藩了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在藩校文武馆习读汉文。青年以前所接触到的文化典籍,主要是汉学方面的东西。这不仅给他奠定了深厚的汉学功底,而且也使其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饮茶文化的影响

陆羽生平及《茶经》的内容已另文讨论,在此不赘述,本文着重探讨《茶经》所弘扬的饮茶之道.陆羽以善品茶和饮茶闻名,时人称他茶博士,被誉为茶神.《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陆羽传》云: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其后尚茶成风.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     

“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及反响

作为明清最重要的科举文体,四书文的趋向是国家政令与士林风气离合的突出表征。乾隆元年《钦定四书文》的编纂,不仅致力于确立清朝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而且取代了此前礼部、翰林院定期选刻闱墨的制度,以及促成“坊选之禁”的解禁。由于方苞、周日藻等编选者为江南士人,因此《钦定四书文》主要反映了江南士林的文章观念,并且宣扬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手法。虽然该书迅速颁发到全国各地的学宫,定为四书文的程式,但是随着“坊选之禁”的弛禁,大量出现的坊选闱墨更能反映不断变化的科场风气,而且卷帙较小,易于揣摩,反而取代《钦定四书文》成为“士子之矩矱”。这不仅违背了乾隆帝设制的本意,而且对四书文的流变与国家的选才用人均有深远的影响。     

明清节令游俗与江南社会

明清时期,南京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杭州湾以北的这一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相当炽盛。尤当节令期间,城乡居民群聚于山水寺观之间,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形成了独特的节令游俗。节令游的吃喝玩乐,对江南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在促进江南民风进一步奢化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礼教秩序,并且推动江南封建工商经济的发展,为一些乡镇“小民”提供了新的衣食之源。     

李大钊“民彝”思想初探

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李在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民彝”思想。“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总结,也是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民彝”思想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本文仅就“民彝”的含义和“民彝”思想的渊源作一粗浅的探讨。一、“民彝”的含义要研究李大钊的“民彝”思想,首先必须弄清“民彝”的含义。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不一致     

必念必行皆为忧盼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22年新年贺词.贺词中说道:"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这不仅仅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责任担当和崇高为民情怀的体现.     

鲁迅残简辑考(下)

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此残简《鲁迅书信集》未见收录。最初见于1945年11月3日《周报》第九期载力扬《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引录。力扬在引录此残简时说:接着文艺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讲话,他带着浓重的江南腔说:“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     

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他在政事之暇,交游名士,主持风雅。《谈艺图》就是他第二次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为纪念扬州谈艺韵事而绘制,反映了他与李兆洛、蒋彤、毛岳生、吴德旋、刘宝楠、刘文淇等江南文士谈道论艺的雅集盛况。由此图再联系到他从政江南期间以及仕宦江南前后的文化活动,可发现:姚莹居官江南,与其幕府宾客道艺均进,并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之意识,这也昭示着江南学风与士风的新变。不仅如此,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总之,这幅《谈艺图》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