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

明代中叶 ,在复古与新变思潮的交汇中 ,《三国》与《水浒》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 :“演义”与“小说” ;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 :庶民与文人。前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 ,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 ,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 ;后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 ,即文人可以假小说以自娱、假娱乐以发愤。围绕着“教化说”与“娱乐说” ,明中叶人在小说的兴起、性质、意义、文体特征等各个方面 ,都建构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世界     

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稗史文心——论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

"文章化"是指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受传统文章写读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类文章现象,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方法、理论建构和鉴赏阅读等方面与文章极其接近.明末清初白话小说产生"文章化"现象的内在背景是晚明以来小说创作的文人化,外在背景是宋元以来文本位思想的风靡."文章化"导致的"类文章性"是古代文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对于剖析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形成、建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说学和小说史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部分士人形成小说可“补史”和“文无愧于史”的观念,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书坊主和士人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论晚明拟话本创作中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的融合

拟话本发展到晚明,在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融合的现象。作品常常通过以市井题材表现教化主旨,以市井社会为背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将市民与文人的理想、道德、趣味相调和,将话本模式与文人个性风格相融合等方法,达到既满足市场需要,又体现文人作者创作心理的目的。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明刊日用类书所辑诗歌初探

明代万历间刊《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的"诗对门"和"笑谈门"辑录了众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在选材倾向、欣赏旨趣及文化属性等方面都体现出悖逆传统诗学观念的特征。它们奉解颐、娱乐为最高原则,形式上竭力迎合市民大众的欣赏习惯。这些诗歌对娱乐、谐谑价值的公然肯定,是晚明城市"幽默"文化精神的折射,是对"庄重"诗学传统的一种颠覆。在我们建构明代诗歌史的过程中,复古派、性灵派等文人诗歌的主导地位固不可削弱,但曾流行于晚明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诗歌资料也是不可偏废的基石。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从《艳异编》《广艳异编》看明代中晚期小说审美观念的发展

明代中晚期出现了《艳异编》和《广艳异编》等小说选本,所选篇目以“艳”和“异”为主要题材,这与明末社会思潮、选者审美趣味、小说观念变化密切相关。由此反映了小说观念由“奇”到“奇”、“艳”、“异”三者结合,从“雅”到“俗”的审美趣味和由“情理”到“情欲”的情感观的变化。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     

让理论发散出感性的灵光--王安忆《心灵世界》给我们的启示

王安忆的<心灵世界>是小说理论当中的别一种风景,其浸透着个人生命体验的表述方式洗去了理论的灰色铅华,而其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又让感性的灵光在逻辑的框架内闪烁,这是一种回到文学本性的理论言说方式,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明清讽刺小说之流变及艺术图式

本文廓清了人们对传统讽刺小说的理论误区,并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发展轨迹作了清晰的勾勒。在叙述的过程中,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讽刺艺术对讽刺小说的浸淫与渗透,并从古代讽刺小说文体的演变中归纳出明清讽刺小说的艺术规律。本文还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艺术图式作了简要的总结,并试图通过与西方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抽绎出明清讽刺小说的核心价值。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

张掖大佛寺保存的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碑文是关于平天仙姑事迹的最早记载。平天仙姑信仰起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清楚,自从明大司马侯东莱重修仙姑庙后,仙姑信仰便逐渐兴盛和发展,传遍了几乎整个黑河流域,成为黑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河西战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背景是仙姑信仰逐渐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反过来,仙姑信仰的兴盛和发展也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社会现实。     

论小说选本《幽怪诗谭》的独特价值

明碧山卧樵纂辑的小说选本《幽怪诗谭》,具有理论批评和文献方面的独特价值。书中小说作品共穿插诗词约410首,以诗歌为主体,是典型的"诗文小说"。这是对明代诗文小说创作实践和范式的总结,体现出明代有意幻设的小说观念和追求怪奇、娱乐的审美功能。编者对作品的时间、情节等进行了改动、增删,虽有迎合读者心理和趣味的意图,总体上却提升了原作的艺术水平。同时,还保存了许多明代小说作品及诗歌,具有重要的文本文献价值。     

儒家“有教无类”与佛教“平等教化”之差异及历史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佛性是人与世界的本质,佛性具有超越世俗的特性。以佛性论为基础的"平等教化"摆脱了一切世俗条件的束缚,是一种全面、绝对的教育平等。传统儒家伦理学则不具备这种超越性,因此"有教无类"很难摆脱种种社会世俗条件的限制。在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启发之下,宋明儒者构建了儒学道德本体论,这使得儒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世俗的特性,并最终将女性、愚者纳入儒学教育平等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