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开展对话的基础前提是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客观形态,这样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形式便表现为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对佛家和道家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进行评判。而佛家和道家面对儒家的评判则在儒家的独尊地住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对话的性质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沟通。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一浮之学及其定位问题

马一浮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最终却以六艺为归。这一取向已非“文化保守主义”所可盖棺论定。马一浮道德学问之造诣同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殊不相称,个中原因乃在学术界对其学术定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马一浮算不算新儒家?马学是不是哲学?马学是心学还是理学?本文试图做一抛砖引玉的解答。     

阴阳文化与儒道诗学

中国的儒、道诗学发源于阴阳文化传统,是一种与宇宙观念紧密相关的诗学形式.一般说来,阴阳观念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的诗学理论将看上去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相并存,即张扬阳刚之气的儒家与崇尚阴柔之美的道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阴阳两极,并在整体上维护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平衡发展;二、儒、道两家在历史史观与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但在艺术观念方面却都是以"中和"、"和谐"为其至上的境界;三、儒、道两家在艺术上尽管都以"和谐"为上,可由于两者是在"道"的不同层面与范畴内谋求发展,所以在思想领域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流.     

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探源

儒家、佛家、道家三者丰富、深奥、价值弥高的修持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原始文化土壤.其中,巫史祝卜为儒家修持之学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神仙方术直接催化了道教修持思想与实践;而古印度原始宗教则推进了佛教修持之道.理解与解释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不能脱离其所产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和古老思想母体,否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杨时“空”论略探

“空”是佛学核心话语,考察杨时对“空”的认知与态度,他将空解为非实有、非断灭空,认为儒家形色即是天性”犹如佛家“色即是空”;认为佛家虽有体性之意,却摒弃人伦,“色空”不是儒家学说。因对佛学空”理解精深,在理学形成、发展的背景下,相较而言,杨时于佛学“空”论相对温和,但其仍以儒家“易”较佛空”精当,以儒为高佛在其下,持守宋代理学家一般路向。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大成管理智慧：为人·为政·立世——《道德经》管理哲学思想论

大成智慧:道儒同源 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的大成管理哲学宝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儒、佛、道三家鼎立,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又相互汲取融合,发展流变.儒、道两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特产,也就是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源泉,形成总源头的两种(孔子重德智、老子重德道)表现形式,二者强调了"仁"的两个不同侧面:一个是从下而上的自身心存仁爱而持续修炼适应人际社会制度,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出于仁治而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个体、群体)的真正渊源;而佛家已融进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大染缸,成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产物.     

大成管理智慧:为人·为政·立世——《道德经》管理哲学思想论

大成智慧:道儒同源 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的大成管理哲学宝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儒、佛、道三家鼎立,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又相互汲取融合,发展流变.儒、道两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特产,也就是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源泉,形成总源头的两种(孔子重德智、老子重德道)表现形式,二者强调了"仁"的两个不同侧面:一个是从下而上的自身心存仁爱而持续修炼适应人际社会制度,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出于仁治而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个体、群体)的真正渊源;而佛家已融进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大染缸,成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产物.     

从三个层面认知朱熹思想在中国及徽州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全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将北宋末年已初具规模的儒家新学说“理学”理论与我国另一传统理论“道家”学说和西方（印度）传人的“佛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集儒、道、释学说为大成的“程朱理学”。     

儒道佛人生境界比较研究

在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上,儒家、道家、佛家有着许多高远的目标。儒家追求超我,道家追求唯我,佛家追求无我。在难易度与吸引力方面,儒家占据优势,道家、佛家处于劣势。而三者的价值难分高下,都为当代人生境界的构建提供着有益的启迪。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研究的新作——读《理学与道家道教》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学术的两大堡垒.先秦百家争鸣的开放性学术氛围,为儒、道两家长期以来在思想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随着佛教的传人以及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础上的道教学术的形成,儒、佛、道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学术态势.     

“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庄子即儒家"议题: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晚年三种已是积极参与。"庄生传颜氏之儒"是其画龙点睛之笔: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庄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即使庄子后来成了道家,但他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由章太炎晚年的积极参与可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