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与开衍: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历史反思

明清之际的律宗中兴始自古心律师。古心之后弘戒弟子不断开衍分化,因嗣法弟子弘化道场的不同,在律门内形成了诸多法系传承。伴随着个别法系的发展壮大,法系间逐渐产生了宗门正统之争。尽管该宗在戒律学思想上建树不丰,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南山宗风,但其特重传戒,以戒弘律的行谊,以及对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的改革,则使佛教授戒之仪制得以存留。     

道德何以可能?--晚清民初寻找道德本体的三个思路及其启示

晚清民初时期对道德本体的寻找,呈现出回归儒教传统、倡扬佛教信念、追求西方近世伦理等三个思路.三个思路的形成不仅折射出晚清民初时期思想文化的复杂性,也反应了思想家们建构道德本体的迷惘性.三个思路的形成及其特征,亦为当代道德本体的建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大同云冈:中国佛教律宗的发源地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500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中国佛教律宗,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宗的唐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做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实则在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大同云冈:中国佛教律宗的发源地

佛教自东汉初叶传来中土,历经500年以上的移植、栽培和适应性生长,至中唐时期,终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下根须,且枝繁叶茂、花妍果硕,创造性地建立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历代佛教祖师的璀璨光芒,共同照亮了国人信仰的天空;而十大宗派的发源地,则勾勒出中国最初的佛教地理。中国佛教律宗,历代学人多将实际创立四分宗的唐道宣律师所居之终南山或终南山所在之长安,认做律宗的发源地。其实不然,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实则在北魏平城,即今山西大同。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续)

一佛教起源于尼泊尔、北印度,而发展却在中国。它大约在东汉时传入中国,通过佛教徒学者对佛教理论的引伸发挥,萌芽滋长在魏晋,开花结实于隋唐。它因人、因地、因事和传译佛教典籍之异,而产生一些学派,至隋唐由学派则衍为宗派,有的逐渐形成中国化的宗教哲学,于是三论、天台、法相、律、华严、净土、禅、密等宗相继成立,学者辈出,论著浩翰,盛极一时,形成庞杂的唯心主义体系。它长期以来,广泛纵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渗透到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音乐以至民间生活习俗。所以,不理清楚中国佛教史的发展,嬗变的事实和它的理论(义学),是很难搞清楚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史的。而律宗实际成立于唐初,是单纯的有关于宗教的修持与受戒仪式,但也有它的理论基础。因理论的分歧,也就产生了学派的分歧。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宗炳、王微美学思想的本体意义

宗炳、王微在玄学背景下,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艺术本源论和“澄怀观道”、“畅神”的艺术欣赏理论,为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确立了牢固的本体基础。他们的美学思想不能放在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理解,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文化模式,以中国传统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阐释。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本体功夫思想的理论渊源

作者认为，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本体功夫思想，有它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其中，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此外，本体功夫思想还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自然人”与“道德人”──人文主义的人生理论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比较

人文主义学者在发掘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深深为古希腊人的生命活力和人生空间的广阔而赞叹，中国唐宋时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思想家则在先秦文化中发现了“道统”，中西人生哲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人文主义者主张人生来即平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则突显人的道德性的重要，这种分野表现在自由、个性解放及爱情等方面的特点。在构建人生理论的基础即自然人性论上，中西思想家们有着惊人相似的看法，但仍有本质上的不同。现代人从中可获得有益的启迪。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论僧肇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僧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名杰出佛教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般若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学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僧肇以非有非无为万物的本体,主张寂用一体,使秦汉时期的经验式的宇宙生成论走向了抽象的宇宙本质论.从知识论角度看,僧肇哲学以沤与般若两概念,讨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纠正了庄学绝圣弃智的极端.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看,僧肇主张万物非有,故物我俱一,万物非无,故抱一湛然,最终体之以为神.     

明清实学思潮的理论创新与本体论特点

从明中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的本体论学说主要表现为对宋明道学本体论的批评和对新的本体论形态的探求。犹如西方哲学史中本体论的现当代转化一样 ,思想家们在扬弃“道”、“理”、“心”等僵化的本体过程中 ,力图对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主体”进行界定。他们不把本体当作圆满的先验预设 ,认为道德学首先应该使自身成为知识学。这种本体论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本体思想的近代转化     

浅论佛教精神与戏剧的内在联系

戏剧的本体是人。佛教的“痛苦说”是对黑暗现实的挑战,是意志的高扬,这对戏剧在古代中国穿越儒、道的藩篱,起到了催化作用;佛教因明正理的流变思想和追求精神给戏剧的情节激荡注入了活力;佛教“真如”、“涅般木”的学说,也与戏剧的“净化”理论,在形象思维的体验过程中有惊人的相似。这都是中国戏曲赖以生成的重要基石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