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体系的功能与构成要素

现有文献对反腐败体系构成的论述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个完整的反腐败体系应具备预防、发现、惩戒、预警和控制等五项功能,这些功能是确定反腐败体系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应当从这些功能出发,确定反腐败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建立腐败预防机制、腐败发现机制、腐败惩戒机制、腐败预警机制和腐败控制机制,从而构建起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系统的、完整的和开放的反腐败体系,以保证反腐败体系目标的实现。     

完善预防腐败机构,建构国家廉政体系

预防腐败是反腐败的基本环节,预防腐败机构是国家廉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专门的预防腐败机构,强化预防腐败的效能,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地区的共识和国际社会认同的廉政经验.如何健全和完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和机制,保证它的相对独立、足够权威,促进预防腐败工作的效果,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大课题.预防腐败机构应当不断探索规划、协调、督导、社会合作、廉政教育等方式和机制,以制度建设为实现预防腐败职能的主线,加强预防腐败机构与社会的合作,辅之以廉政道德教育和社会文化改良,形成预防腐败的良好环境与长效机制.     

人情关系：市场的非价格协调机制

异化了的人情关系经常与腐败、不公平竞争、寻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人情关系与这些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在人情互动圈层分析后指出，人情关系的异化主要出现在半熟人圈，其主要原因是行动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使得人情关系中的自利性激进地表现出来而互利性则出现了弱化。人情关系作为市场的协调机制出现在熟人圈层中，是人们行为互动的结果，它运行的准则是实现行动利益的最大化。在分析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后，本文讨论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是市场必要的协调机制，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作用会出现差异。     

构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预警机制

预防腐败的重点是能够发现腐败的苗头、把握腐败的发展趋势。因此,构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就十分必要,这包括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警示机制,这三大机制构成了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基本结构。结合教育、制度、监督等反腐败途径,以预防腐败为工作重点,依据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科学设定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作用机理,保证预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新时期加强警察腐败预防机制研究

警察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我国必须加强警察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本文通过追溯警察腐败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我国加强警察腐败预防的动因,剖析了警察腐败的原因,提出了新时期警察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措施。     

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研究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全球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发生,是当前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主张治理腐败,制度是根本,而制度建设要强调前馈控制。因此,要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以及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来共同构建预防腐败的严密制度体系。     

中国人情网络里的腐败行为——基于负债感的分析

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价值、规范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许多腐败案件中,人情网络经常是诱发腐败行为的起点,不少被查处的官员将走上贪腐之路归咎于"交友不慎"。文章进一步透过表层的人情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出人际交往中的"负债感"是导致官员做出腐败行为的重要动因。这种"负债感"源起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欠人情"、"回报"观,受到社会交往中的"互惠规范"的强烈影响,最终引发腐败行为。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大数据时代腐败防治机制创新研究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呈现交替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大数据时代反腐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国内实际的大数据腐败防治机制创新体系,运用大数据系统有指导学习、聚类分析、莫比乌斯分析、反演定律、泊松分布、量子跃迁、自组织临界理论(SOC理论)、扩展限制凝聚(DLA模型)、动态免疫(DI机制)等创新理论体系,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给出了束缚权力的大数据笼子设计方案.     

人情的行政实践效应:一个中观层面的考察

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人情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对中国行政实践与价值选择的影响,主要基于互惠逻辑、面子逻辑和伦理逻辑而得以展开。中国式的人情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人情对本土行政实践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主体激励,也可以表现为负面的腐败催化。根据情理法的不同优先性排序及情理法作为三种要素在"利""义"设定中的功能之不同,可将行政交往关系分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与"理法型交往"三种类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构建理法型行政交往模式,都应是努力的方向。     

试论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创新反腐败体制 ,建设整体效能高、合力性强的反腐败体制 ,主要是创新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 ;创新反腐败机制 ,构建操作性强又高效率的反腐败机制 ,主要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的创新、政务公开制度的创新、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 ;创新反腐败制度 ,特别是从解决管权、管钱、管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预防用权腐败 ,改革财政制度以预防用钱腐败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预防用人腐败。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是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     

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以及预防 腐败的成功经验,加快反腐败立法的步伐,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加大腐败者的"腐败"成本来扼制腐败。     

完善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之构想——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建设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国家审计腐败控制系统,据以强化预防优先理念在腐败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功能.审计具有天然的腐败发现与控制功能,但是,囿于腐败风险控制观念、制度设计与运行环境等诸多障碍,中国国家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确立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腐败预防理念,强化审计评估的预防功能,提高审计公告透明度,完善审计问责的法律约束力,是现代法治背景下构建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基础.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探索与总结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与加强干部管理监督相结合，充分发挥责任制的约束作用，必须与营造大预防体系结合起来，增强责任制的预防功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建立超前防范机制，实施源头治理腐败工程，要注意发挥党政齐抓共管的“合力”，要把好质量关，强化监督，突出实际效果。     

高校腐败现象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高校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高校腐败现象的特点是:行政权力腐败与学术权力腐败并存,腐败人员的职务、职称较高,腐败的群体性、被动性较为突出。高校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存在缺陷、监督缺位、认知缺失。预防高校腐败现象,就要把握高校的特点,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为主线,构建制度防腐、监督防腐、廉洁教育、廉政风险评估预警、落实党风廉政责任"五位一体"的腐败预防体系。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论腐败犯罪的法律预防、惩处机制的构建

近年,我国的腐败犯罪案发数居高不下,如何建立起腐败犯罪的预防、惩处机制以遏制腐败,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参考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反腐败的实际状况,笔者主张,应建立完整的法律机制预防和惩治腐败。它包括:全社会崇法理念的形成、规范公共权力法律制度的完善、新闻监督法制化、反腐败法律体系化和法典化。以上四个方面,要以“法”贯之,从而加大腐败成本和权钱交易的难度,从制度上堵塞腐败漏洞,以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一、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     

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风险及其防范

政府采购腐败风险是政府采购权力的行使者违背政府采购制度基本原则,使政府采购的实际结果与政府采购的预期目标相偏离的可能性.表现为职权划分的腐败风险、制度执行的腐败风险、方式确定的腐败风险、信息发布的腐败风险、人员自身的腐败风险等形式.其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腐败滋生的漏洞;政府采购权力本身的腐蚀性,导致腐败寻租的可能;政府采购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导致腐败行为的出现;政府采购腐败风险防范机制的缺乏,导致腐败风险的易发.要防范政府采购腐败风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识别、评估和预警机制,从而达到预防政府采购腐败,提高治理政府采购腐败的效率的目的.     

基础教育领域腐败的成因及防治机制构建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基础教育领域腐败的现状及造成的特殊影响,指出预防此类现象的重要性,并提出应注重防范教育、完善相关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构建社会监督四个方面建立起防治基础教育领域腐败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