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可支配住房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分析

文章阐述了幸福理论的发展,以经济学中的快乐理论为指导,研究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细化指标之一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认为GNH折射出GDP价值坐标的不足,即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发展、社会成本、社会财富的总积累、社会福利水平、人民幸福程度无法用GDP衡量,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是GNH的二级细化指标,它正向影响着GNH.因此借鉴国外及地区的做法,完善、实施我国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制度,提升可支配住房用户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启示

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事关全社会人民发展的大事,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伊壁鸠鲁的诸多思想蕴含着关于幸福快乐的观点,对新时代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性质,伊壁鸠鲁对快乐有静态和动态等层次上的划分,其认为快乐的出发点不是单一的,"享乐"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快乐.正确把握其对快乐层次上的划分对当前国民幸福感层次划分的启示;理清当前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中对"享乐主义"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等,促使在新时代更深入提升国民幸福感.     

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政府责任

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悖论”现实表现与归因及我国防范策略探析

幸福悖论是指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反而下降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高于发达国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以及占有大量资本并未感受强烈幸福。幸福悖论根源于错误价值观念的消极引导、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背道而驰以及劳动的异化和缺位。为避免"幸福悖论"在我国滋生的可能,应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支撑幸福愿景,以精神上的美好感觉增进幸福感受,以奋斗幸福观的积极践行引领幸福追求,借此击碎幸福悖论的怪圈。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幸福至善论

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是最为完美的心理状态;生存和发展之完满是最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是最值得选择的结果。所以,幸福只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不可能是用来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或者说,除了幸福,任何快乐、任何善都可以是获得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唯有幸福不可能是用来达到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幸福是绝对的目的善,是至善。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太空文明时代与文化守正创新

人类本体论应是时空合一本体论,在时空维度中,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已经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发展到了"太空文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应重新评估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地认识其特质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准确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价值立场,实现文化的守正创新。     

试论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道德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否满足主体(人或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具有鲜明的属人性、主体性,体现着主体自身的尺度。道德价值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包括手段价值,也包括目的价值。道德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承担着规范、约束、塑造和引导社会、人生之重任,而且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度量衡",表征着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道德具有实践品格,道德价值是人们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服务"功能,使二者实现和谐和统一;特别是如何成人成己,创造性地提升自我,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始终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在区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同质性经济学和异质性经济学关系的把握,重点探讨了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     

以伦理看待发展

自由可以成为发展的维度,伦理为什么不可以?伦理既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内涵,它应该和自由一样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十分丰富。伦理的不断提升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美好的伦理(如仁爱、和平、公义、宽容、合作、勤奋、节俭等)本身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高职院校优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探析

师资力量不足、就业难和生源质量低下等因素成为制约高职实现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林文庆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

出生于新加坡的杰出海外华人林文庆博士曾为中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几乎已经被中国历史所遗忘.虽然林文庆一向提倡和注重教育救国,并不认为革命是当时中国的首选,但由于他与孙中山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使他在不自觉之中亦逐渐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中.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林文庆是在参与辛亥革命,倒毋宁说他是在帮孙中山的忙.     

公民政治评价及其作用与意义

政治评价作为政治主体对政治决策及其执行过程的价值判断 ,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它不仅与人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有关 ,而且与政治评价的主体、对象、要求相关联 ,按照不同的评价标准会作出不同的政治判断。政治评价将对现代政治生活发挥日益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