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重读儒家经典的五种意义

当代社会"重读儒家经典"有两重内容五种意义:一是本该读而没有读的"普及型重读",其群体主要是普通大众,意义在于"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匮乏"和"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渊源";二是本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研究型重读",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着重"寻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性出路"和"回应全球泛化的民族性重构";这两种"重读"之间的对接意义为"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性寻根".     

儒家道德的泛化与伦理制度建设

一、儒家道德泛化的倾向及其表现中华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以儒家学说的道德体系为主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就在整体上逐步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的、核心的和支配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道德泛化倾向。这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对待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时,总是以道德的价值和道德的评价遮盖和取代一切其他的价值及其价值评价,将道德的关系覆盖于一切关系之上,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或一切环节都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独立性和价值的独立性,都以儒家道德为指向和依归。这一道…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儒家传统的调整与整合——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论

殷海光的道德调整论,主张对儒家伦理持辩证分析,批判礼教的宗法专制主义,阐扬儒家的仁道理想。他关于道德原理恒定、具体德目变化的观点,超越了"除旧布新"的进化论观点,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常变交织的辩证过程。殷海光不赞同儒学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五四"命题,认为传统道德的伟大遗产可以和现代性并存不悖。他的整合儒家仁义、基督博爱、佛教慈悲与民主、科学的道德重建方案,超越了"五四""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式,而熔中西古今于一炉。此一"穆小姐"(道德)和"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结合,填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道德真空。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