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奇龄对《春秋》经文的考订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互有异同,毛奇龄所著《春秋简书刊误》以《左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为依据,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文字不同之处做出了考正,订正了《公羊》《谷梁》所记载《春秋》经文不少失误之处。毛奇龄使用的考据学方法在《春秋》经传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廖平《公羊三十论》的《春秋公羊》学

廖平的《公羊》学有早晚之别,早年的学说见于《公羊三十论》,主要有孔子改制说与对何休《解诂》的批评两大内容,而对后来廖平《公羊》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改制说。较之《公羊补正》,廖平早年的《公羊》学虽然讲孔子改制,但并没有神化孔子,其说较为平实。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论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王霸之争

西汉在政权建立以后，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六、七十年的探索和论争，直到西汉中期才将儒家思想学说作为统一意志加以实施。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礼乐”理想代替了“秦余”制度，而是以“霸王道杂之”形态出现的，于是儒生为了心中的“王道”理想又开始了与文法吏的新一轮论争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政策——读《盐铁论》的一些体会

《盐铁论》是西汉宣帝时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行”、“增广”而写成,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本文试图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经济思想加以分析,弄清汉武帝时期的一些财经政策,阐明“本末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经济思想之歧异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有较大歧异。董仲舒是集权政治的拥护者 ,力主中央从经济上集权 ;贤良文学是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主张相对活跃的商品经济。这种歧异与当时统治阶级从尊崇《公羊春秋》到尊崇《谷梁春秋》是一致的。     

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帝王与文学关系之典范——简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帝王与文学关系的榜样，龙文玲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对此进行了总结，为中国古代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树了典范。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