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与书写:女性诗歌中的性别意识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诗人、批评家、学者、出版界、媒体共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女性诗歌”批评话语。该话语包含着对性别写作本身种种不同的立场、视角、态度,也涉及到对社会性别和诸多相关历史文化问题的争论。借鉴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结合互文性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写作的焦虑、性别意识、自我表达三个方面切入,剖析当代“女性诗歌”丰富、复杂的性别意义。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缺失与背离:当代影视文化“性别偏见”现象批判简

在当代影视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偏见”现象,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议程设置”功能的实施与女性的边缘化、文化陈规的散布与女性主体价值的缺失、男权规范的强调与女性审美取向的偏差、男性气质的宣扬与女性生命感觉的弱化。“性别批评”是对两性和谐的影视文化氛围的建构,并非只主张单一性别的存在,而采取双性别的完整立场;不是要造就一个女权的文化,相反是期望实现两性的和谐共生。     

社会性别：媒介性别形象传播的一个分析范式

运用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视角,可以对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对媒介拟态环境的性别文化建构给予剖析,并能从“说与被说”“看与被看”“演与被演”三个方面对传播中的性别话语、性别权利和女性形象的拟态环境进行评析,对媒介传播中如何贯彻“性别意识主流化”战略提出对策思考。     

从“无声”到“自醒”：当代电影文化中的女性话语表达

以“性别视阈”观照影视文化,“女性话语”经历了从“无声”到“自醒”的历史嬗变。具有进步意识的当代影视文本,不断摆脱历史的遮蔽,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话语的自主性表达。当代影视文化中的女性话语包括：“过自己的生活”;“知识”与“艺术”的救赎;“时代新人”与“半边天”;“花与花联合起来”。     

性别意识及其社会作用

文章从性别意识的阐释出发,辨析了女性意识与性别意识的不同,强调了性别意识对女性社会发展的作用。     

"妇女主义"和主体性建构——沃克文学写作对女性主义话语的突破

沃克的小说描绘了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自身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的觉醒,是族群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双重表达,其写作的主题和动力主要来自这二者.胡克斯站在黑人女性主体性建构的立场上,批评了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女性主义话语在把女性作为一个同质范畴的时候,其理论话语通过把不同女性团体的经验同质化和系统化,从而抹杀了那些边缘的和抵抗的经验模式.沃克着眼于人的解放来理解黑人女性自身的解放以及黑人的性别和谐,其小说虽然受到了主体性理论思想的批判,却是对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真正突破.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女性诗歌:自由的期待与可能的飞翔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女性诗歌”的评论一直夹带着某种男性目光的审视力量,其中包含着对女性从事诗歌写作能力的蔑视、诗歌的评价标准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以及以批评实践对“女性意识”的巧取豪夺式改写。我们应该通过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和相关的批评话语梳理,回到当时语境中的女性诗歌那里,重新阐释其所蕴涵的女性书写特征的复杂性,譬如对女性性别身份的真实体认,对女性经验的深切开掘以及对于女性书写风格的自觉探索和诗歌文体的实验意识。     

失衡与背反：当代影视文化“性别暴力”现象批判

在当代影视文化中,“正常化”的“性别暴力”正在成为一种建构力量,它不仅使女性再一次沦为“色情”和“暴力”的牺牲品,而且还巩固和维系着既存的文化秩序和性别权力关系,其根源主要是盛行于性别关系领域中的权力统治格局。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影响和女性意识的抬头,学术界比较普遍地对充满“色情”和“暴力”的影视传播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以规约影视文化未来的发展,消除“性别暴力”对性别文化发展的恶劣影响。     

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批评历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性爱文学批评研究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批评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发生、发展 ,走过了与“五四”文化运动的激情遇合和三四十年代的与主潮文艺美学疏离的风雨历程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与历史品格。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五四”时期性爱文学理论批评－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与理论批评研究（一）

精神分析学以高扬人性的思想冲力,冲启了中国文学无性少爱的突破口,实现了中国性爱文学和理论批评的新生,奠基了性爱文学批评新质,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空间。     

文学的“性”与文化的“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一）

虽然艺术不能摆脱肉体欲望的内容,表现生命欲望是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但受文化制约的性才属于人类。艺术的追求不以肉体享受消解艺术的生命体验意义,也不以单向奉献的集团要求消解艺术的社会崇高精神,而是以创造理想性、超越性的艺术形态为人类发展和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诗意的栖居”。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被看的女人”——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学批判

运用符号学的方法 ,通过对传播事实中女性形象符号的分析 ,可以看出 ,当前媒介传播中对女性形象的处理存在着视觉化、简单二元化的趋势 ,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性 ,而媒介所标榜的“男女平等” ,无论在传播现象中还是在媒介内部都未能真正贯彻。在以上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关于女性传播定位的思考 ,力图营造两性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多元的传播空间 ,全面反映女性形象 ,在差异中寻求平等 ,在平等中彰显个性 ,以期建立两性之间和谐的伙伴关系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对<大公报>立场的一个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评价一直持负面态度.本文主要从"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渊源、大陆对这个评价的态度变化入手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正解"小骂大帮忙"评价的立场,并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当时新闻政策下为达到舆论监督的一种策略.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蝴蝶君》对性别和种族的解构

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作品《蝴蝶君》自问世以来广受关注,剧中通过性别角色的转换和种族关系的颠覆来阐述解构主义思想,表达了要求东西方平等相待的愿望。     

对《红楼梦》“性别平等”意识的质疑

关于《红楼梦》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红学"研究的热点.自比较文学日渐成为显学以后,国学往往被强行拉来与西学作一番对应,《红楼梦》研究中"性别平等"的神话也就因此产生了.本文通过对大观园中女儿们的生存状态、贾宝玉的文化角色、曹雪芹的自我救赎之路的考察,对"性别平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