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曾国藩的奏疏之学与古文义法

作为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对奏疏之学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奏疏典、显、浅三字诀,而且还主张奏疏的喷薄之势。他一方面肯定了"远近易于传播"、"君上亦易感动"的浅显风格,另一方面对声韵铿锵、气势喷薄的骈文奏疏亦大加揄扬。其对奏疏的甄选、评价乃至草拟,都体现出既强调致用性又注重气势、强调骈散合一的古文义法。其奏疏风格由戆直激切到恬淡老确的转变也和其前后期古文审美取向的演进轨迹一一印证,相互合拍。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

"以赋为词"作为柳永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法,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民间,其受市井俗文学的影响具有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受市井俗文学影响的"以赋为词",又使得柳永一部分词作因词境的直露浅切、结构的平铺陈列而具有"俗"的特点."以赋为词"正是沟通市井俗丈学与柳永俗词的一个中介.     

小学为本、经世为用：曾国藩的赋论思想

曾国藩论赋以小学为本,着眼学问,强调用字精确;而立足现实关怀,视赋为经世之用,注重修身。这是其赋论思想的根基所在,由此衍生崇古重气、力追两汉的赋学风尚。赋体铺陈,落实在字,以小学为本,触及赋体创作“字本位”之语用考量。赋重学问,气行其中,可观才器,故可为致用之具。赋中之气,则须涵泳,故主诵读。曾国藩论赋不多,主见家训,洵为真切。因其出入桐城、调和汉宋、执掌国柄,所论影响深远。因着眼经世致用,于赋体特性所见不多。虽如是,仍足为晚清之世赋论的有力高声。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中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

我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宋代:"韵"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到词学批评中;二、清代前中期:"韵"范畴开始在词学批评中升格;三、清代中后期:"韵"范畴在词学批评中得以深化;四、近现代:"韵"作为审美范畴在词学批评中仍然得到承传运用与补充完善.上述历程,标示出"韵"作为我国传统词学的审美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承传、上升、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曾国藩的人才教育观述评

晚清之前,湖南学人"弁冕史册者"廖若星辰.但是以曾国藩(1811～1872年)进入统治中心为转机,湖湘士人尤其是曾国藩的弟子门生日益彰显在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湖湘学以曾国藩的成功为契机,借助曾国藩的人才教育培育出了一个较之传统士人群体更能适应社会近代化需求的具有匡世扶艰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的事功群体.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明清赋学论

明清两代在中国赋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虽然其时赋的创作已呈现另一番景象,但赋的整理汇编和对赋家及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则出现高潮,尤其清代,涌现了不少论著,包括赋话类著作,标志着赋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引起当今赋学研究者重视。     

“椽笔淋漓”“倚天拔地”曾国藩古文创作概览

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大将,因地位显赫,社会交往频繁,古文题材广泛,主要涉及治国修身之道,为阵亡将领作墓志铭,为属僚友朋赠序,为丈人墨客文集题言,为文学家、政治家、学者作传.艺术风格上,师承韩愈笔法,一改桐城派呆滞平直、"窳弱之病"以及"懦缓之失",汲取骈文腴丽华美的声色,奇偶互用,借鉴两汉大赋之笔势,变方苞、姚鼐之醇厚雅洁,而追求雄奇恢宏,光明峻伟.     

宋人以文为赋论

元祝尧站在古赋立场提出并抵牾宋人以文为赋,致使后来赋学批评家对这种赋学创作手法和艺术现象误解颇多。宋人以文为赋,吸取了古文的抒情因素,丰富了赋体文学的审美质性;但是由于受实用性古文的理性因素影响,也使赋体文学显现出学术化和道德化倾向,从而淡化了宋赋的文学趣味。     

朴齐家的“味”学观与中国诗学的关系

朝鲜朝后期著名的北学思想家、诗人楚亭朴齐家的"诗味观"与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关联,他的文学观中最过人的见解之一便是和诗学观相连的"味"学观."味"学观就是以开放性的美意识为基础,积极吸收中国诗学的精华,创造性地应用于创作实践中而总结出来的美学理论.     

曾国藩的人力姿源开发思想论纲

曾国藩的成功和他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分不开,纵观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发现其在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使用性开发、教育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并自成体系.传统人事管理思想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发掘、整理、借鉴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对推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宋玉的楚辞<九辩>当成唯一的代表作,是承袭了早已过时的"疑古"思潮,否定了宋玉对其楚赋著作权的结果.其违背历史真实的负面作用十分严重.作家的代表作,应是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技巧、风格、水平和成就,且具时代性的名篇佳作:同一作家,可以有一篇以上的代表作.目前,学界日益普遍认同的宋玉楚赋作品已有上十篇.宋玉好楚辞而以赋见称.应当在<九辩>之外,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宋赋中研定一、两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