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撰者赋学观平议

《文选》选赋以及将赋体二次分类,是编撰者在前人的启发下所作的创造性尝试,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编撰者在编选过程中始终以儒家雅正的文学价值观作为编选准则,视辅政益治为赋的创作目标是当时的思想主流。通过编撰者对赋的选编、二次分类可以窥探其对赋学理论的嬗变轨迹。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明清赋学论

明清两代在中国赋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虽然其时赋的创作已呈现另一番景象,但赋的整理汇编和对赋家及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则出现高潮,尤其清代,涌现了不少论著,包括赋话类著作,标志着赋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引起当今赋学研究者重视。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小学为本、经世为用：曾国藩的赋论思想

曾国藩论赋以小学为本,着眼学问,强调用字精确;而立足现实关怀,视赋为经世之用,注重修身。这是其赋论思想的根基所在,由此衍生崇古重气、力追两汉的赋学风尚。赋体铺陈,落实在字,以小学为本,触及赋体创作“字本位”之语用考量。赋重学问,气行其中,可观才器,故可为致用之具。赋中之气,则须涵泳,故主诵读。曾国藩论赋不多,主见家训,洵为真切。因其出入桐城、调和汉宋、执掌国柄,所论影响深远。因着眼经世致用,于赋体特性所见不多。虽如是,仍足为晚清之世赋论的有力高声。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礼学思想论

有清之兴,至康乾盛世,最称繁盛.乾嘉继之,亦有可观.然盛世的背后,却已显露衰象.封建机体,经历千余年的沧桑,此时已无再生活力,衰竭待毙,已是势所必然.就在此一时刻,西方列强已开始蓄意东侵,蠢蠢欲动;农民在封建专制弊政的压榨下,几不能活,揭竿而起,亦处一燃即发之势.随着鸦片战火的骤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清政权陷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窘境.此一历史巨变,重又引发有志之土挽救世运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随着乾嘉汉学的由盛而衰,学术界亦面临新的抉择.正是在此历史转折的紧急关头,曾国藩应时而起,以挽救世运,振兴学术为帜志,致力于富国强兵,收拾人心,兴起学术等事业,俨然一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而就其一生实际努力来看,却也卓有建树,堪称晚清儒臣中最有成就者.     

论曾国藩的“民生”观

就近代湘籍政治家而言,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可谓体系宽阔、内容深刻,并且在他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在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生”观．并付诸政治实践,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时于这种“民生”观,我们在科学批判的同时．又要做到合理借鉴。     

曾国藩的韩愈情结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推崇韩愈,至日之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诗文也揄扬不已,他既借鉴韩诗的一些技法,又心仪于韩诗的“兀傲”及“诙诡”;对韩文则关注尤多,更以其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相倡．具有鲜明的当下针对意义。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的审美思想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包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悲为美、感时用情、器法天地、乐以通神四个方面。     

曾国藩的家教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他曾说过：“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①曾国藩家教当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且有些地方明显地反映出他立场、观点、性格上的矛盾和两重性。但它的主旋律还是好的,是给人以教益的,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为今人所借鉴的。立志和敬恕是作人之道教育子弟,当然首先要从教人做人开始。曾国藩教育子弟作人强调立志有恒。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②他要求子弟立志走的效法圣贤之路,要认真琢磨,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     

从赋序看赋家赋文的题材意识

赋家在赋序里叙述作赋缘起时,喜欢言及前人是否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赋家对题材的关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模仿与新创、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赋家对于题材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与赋体体物的特征有关.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