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民间外交

本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周恩来关于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吴锦堂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与活动

清末,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华侨回国投资。旅日侨商吴锦堂应召回国,提出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并以极大的热忱投身振兴浙江实业的活动,兴办农蚕学堂,创办浙省农业股份公司,投资浙江铁路公司和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游说华侨考察、投资浙江,为振兴浙江实业尽心尽力,充分表达了华侨的爱乡爱国之情,展示了华侨上层人士对政府的信心及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华侨政策的成功。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日外交的实践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具有民间外交特色的方针,开创了新型的外交范式,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独到韵味而又不乏普遍意义的民间外交思想。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性、深刻的人民性和多阶层广泛性等特点。民间外交这一外交模式对今天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举措

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中日关系等方面整理了孙中山留给后人的外交遗产。孙中山富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思想和举措，对于形成科学的外交策略，采取行之有效的外交措施，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价值。     

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

国内有人主张要用"新思维"审视中日外交,并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有,也可以搁置起来,国人不必揪着历史问题不放,要抑制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期得与日本的合作,以制衡美国.作者对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发展中日友好不应该也不可能绕开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这一段重要历史，以往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如何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民国元年，孙中山、梁启超对北大师生作过两次精彩演讲。在1912-1913年间，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竟然面临被停办或裁并的生死存亡境地，埋头苦干发生多次学生风潮。首任校长严复和广大师生竭力挽救并改革北大，功不可没。北大在民初的曲折发展，为后来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日开打公共外交战

正此次中国驻外大使密集到西方主流媒体发声,利用西方媒体的规则和语境揭露日本右翼政府的冒险企图,在中日论战中取得了全面的主动,体现了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新探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日两国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舆论战。几周的时间内,双方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唇枪舌剑,密集交火,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两个东方国家利用西方媒体进行论战,在当代外交史上实为罕见,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公共外交时代出现的一些新动向。     

王宠惠与民国初年的宪政热潮

宪政运动伴随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而在民国初年蓬勃展开,朝野各界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投入到这场立宪洪流之中,王宠惠作为近代中国有影响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与时参与了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思潮、国民制宪思潮和“好政府主义”思潮等各种宪政思潮,表达了通过建构宪政秩序促进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步理念。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西方政党思潮也伴随着西方政治学说一起传入中国。自清末新政开始,现代政党萌芽就已经出现,及至帝制崩溃,民国初成,西方各种关于民主共和的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形成一股股蔚为可观的风潮。其中政党政治作为西方国家现代政治的根基,给民国初年国内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进行深入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从而理性的把握我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道路。     

鉴真精神：当代中日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

鉴真精神在2 000年的中日友好交流史上,传播的是和平、友好、合作、交流的文化符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鉴真扮演了中日民间外交友好大使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鉴真精神成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不断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建立起更加牢靠持久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的黄金纽带。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问题初探

针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研究中一些问题,主要从市场密度、集期、规模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依据方志资料进行数量统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四川乡村市场合理的密度、市场集期所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乡村市场发展的不同进程,展示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在时空分布上的特点.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小村外交”与日本对“满蒙利权”的攫取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逐步获得了"满蒙利权".在此过程中,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外交战略不容忽视."小村外交"通过对华软硬兼施、施展权术,以及日俄协商等一系列灵活举措,为日本攫取、拓展和维系"满蒙利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由此推动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实质性进展.     

再论吴越佛教

德韶入浙意味着法眼宗中心区移至吴越 ,这不仅决定了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且也对吴越佛教有重大影响。吴越前期佛教虽兴 ,但真正兴盛却在吴越后期 ,钱时期是吴越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禅教统一体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 ,法眼宗以及法眼宗中心区所在的吴越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其外交之相关性解读

各国在其外交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这与其政治文化资源的差异直接相关.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逐渐培育起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认知,也相应形成了发展与他国关系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人发展对外关系时的思维和行为.在中国丰厚的政治文化遗产中,影响中国人外交思维与实践的政治文化内容是有其独特内涵的.     

大正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在“天皇机关说”与“民本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大正民主运动向藩阀专制发起前所未有的攻击,提出了“拥护宪政”的口号。以“大正政变”为起点的反对专制主义和扩军备战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序幕。由于大正天皇对政治体制的控制相对宽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推动下,民主自由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等相继而起,打破了藩阀势力独占政治阵地的局面。大正民主运动作为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从实现“建立政党内阁”与“推行普选制度”两大政治课题的方面来说,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护宪三派”组成的政党内阁未能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日本仍旧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劳动就业观

建国初期,针对全国经济凋敝、失业严重的经济国情,为缓解因失业而引起的尖锐社会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失业问题,认真研究并试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新中国失业问题主要是旧中国的“遗产”,失业问题与社会制度有关,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而且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新社会、新民主主义制度以至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够解决失业问题,也不应该长期存在失业现象。共产党领导人主张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提出全面劳动就业观。     

民国外交学课程与教学考察——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为中心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创立于1930年,在教务主任罗家伦和系主任徐谟的主持下,外交系课程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且因时局变化外交系课程得以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其外交系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互动频繁,形成了以课程为基础、教学为主体、课外活动为补充的外交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考察政校外交系课程设计与教学运作,有助于进一步 审视民国外交学的学科化进程。     

基于徽商精神视阈下的高校大学生创业品质塑造

优秀的创业品质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从徽商精神出发,深入探讨古代徽商商业精神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将徽商的"爱国、进取、诚信、开拓、和谐"的精神融入到高校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中,针对当前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课堂教育为基础、学生活动为载体、创业实践园为平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提高大学生创业品质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