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当代通俗小说潮流与发展特征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真正具有读者群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出现,人们面对强大的机械文明和物质文明,迫切需要心理上的调节、精神上的放松,善解人意的通俗小说也就应运而生。而在现代大众社会中,世俗化的大举入侵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乐"于是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本体意义,同时也就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优秀的通俗小说总是在有益人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教化"的启迪。     

单亲家庭也温馨——单亲家庭的“阳光法则”

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一些新词，比如“问题住房”、“问题食品”等屡见报端，这表明了人们对商品质量的某种担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生存的“软环境”也有了更多期许．这说明社区良好的人际环境对人们的生活也非常重要，因而社区里的“问题家庭”格外引人关注。     

论西方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对社会大众心理愿望的肯定与折射。本文通过从对西方通俗小说诸多类型及其传统母题的分析 ,探讨其对社会大众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 ,从而确立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解析当今世界全球化：一种哲学思考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社会时空压缩中重要影响力的显著显现，人们可以借助社会时空视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形成新的理解。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们由此所面对的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已使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表明目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制于时空高度压缩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框架体系。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

清初南京周氏醉阱堂与李渔芥子园合作并先后刊刻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首次以出版物形式将明末散在性提出的“四大奇书”以系列丛书付诸刊刻,真正推动“四大奇书”小说文本的定型和各自所代表的小说流派形成,最终促进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评点“金圣叹一派”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系列评点和刊刻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发愤立言”的工具,其评点已超出以往文学评点与阅读的范畴,而具有政治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     

书中有路“乐”为径——叮咚文学社经验总结

人们常以“书山有路勤为径”作为劝学的格言，然而我更欣赏一个“乐”字。如果我们在指导学生作文的过程中能注重情趣，给予学生一定的精神快乐，那么我们的学生就解放了，就再也不用整天为写作而发愁了。     

论戏曲中游戏与娱乐的关系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戏曲起源于游戏。然而 ,对戏曲中游戏的性质、游戏与娱乐之间的关系 ,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游戏是人的本质之一 ,人游戏是为了娱乐。戏曲是从上古“戏礼”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审美游戏形式。在戏曲中 ,游戏与娱乐共在 ,游戏为“戏之事” ,娱乐为“戏之意”。娱乐既是戏曲的功能 ,又是戏曲的目的 ,因而 ,“戏乐”是戏曲的本质。戏曲要摆脱当代所面临的困境 ,根本的出路是在学理上真正认识戏曲的“戏乐”本质 ,重新摆正其大众性的俗文化定位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差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小心!新骗术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依靠欺骗、诈骗、哄骗等手段混迹于“江湖”的混混们，也在不断变换骗术，不断“发展”骗术，善良的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看清楚这些骗局的本质。     

“砍头”的历史

“砍头”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惨景，构成了严肃的“砍头文化”。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砍头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并因各自不同的反应而悄然对号入座。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本雅明对大众“震惊体验”的观察与现代性反思

以波德莱尔的抒情诗歌作为观察视角，本雅明把他关于大众“震惊体验”的描写当作19世纪的史实来看待，换言之，本雅明用这种体验方式来把握巴黎拱廊街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本雅明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观点，认为它是一种重复的创伤体验，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对“震惊体验”作出深刻的现代性批判。在本雅明看来，“震惊体验”无法给予个体丰富的审美意义，要从“震惊体验”中真正获得解放，必然要以大众“经验”作为启示，回归到具有连续性的大众“经验”之中。本雅明之所以采取“震惊体验”的方式来理解大众的现代都市生活特点，与他本人敏感细腻的批评风格密切相关。     

“老”在中国的深意

老在《当代汉语字典》（国际华语版：龚学胜主编）中“老”形容词意义主要有：“年岁大的，经验丰富的、熟练的，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年久的，陈旧的过时的，原来的，排行在末了的，火候大的”等。除此之外，“老”还可以指长辈。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老”既可以指年长的，也可以指年幼的。     

幽默广告艺术探奥

生活在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几乎无时无日不在接受各种广告信息；而幽默广告以其轻松、惬意以及充满情趣的魅力成功地营造传播、感染、促销的最佳契机。探究起来，是因为幽默广告具有如下较为明显的艺术特性，首先，幽默广告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其次，幽默广告一般都具有“新”、“奇”、“乐”的特点；第三，幽默广告往往都能“寓庄于谐”。     

彝族“尔比”对彝、汉族群差异性的认知

“尔比”作为彝语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尔比”中有很多有关族群差异认知方面的解说。内部认同作为一种自我肯定的延伸,在“尔比”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生活型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以内需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扩大消费政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新发展阶段要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观点，指出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垄断逻辑，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遵从的是“物本”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道路为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之外创新“生活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遵循。“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将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的文明形态转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能。在“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上强调，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划清界限；重新审视和再建构“蛋糕”理论；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奉行包容性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新闻如何成为思想资源——以《长江日报》“圆桌”版为例

新闻评论一直是报纸媒体的重要内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闻评论成了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时评热”的出现，更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是新闻成了人文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长江日报》“圆桌”版在把新闻转化为人文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引导新闻受众充分开掘新闻的延伸意义，引导受众从一个个新闻事件中观察社会的脉搏，引导受众把新闻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窗口和视角，《长江日报》“圆桌”版也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该报的“媒体思想力”，成为该报的一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