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南宋使臣洪皓和朱弁

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朝廷为迎回徽、钦二帝,同金罢兵议和,派出大批使臣北上,在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三年间。“奉使几三十人”,由于南宋对金采取屈辱投降政策,致使金朝”遇使人礼日薄”,南宋使臣倍受屈辱和磨难,或被害、或被囚、或流放、或受降,“全节而生还者,惟皓邵弁”,即洪皓、张邵、朱弁三人,其中洪皓、朱弁为徽州婺源人。     

南宋“中兴”问题再分析

南宋建立后,“中兴”问题便是朝廷及士人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南宋“中兴”始于何时,迄今未能统一,有持“高宗中兴”论者,有认为“孝宗中兴”论者,亦有称“高孝光宁四朝中兴”论者.通过分析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社会状况可知,高宗一朝长期面临“外患内忧”的尴尬处境,孝宗即位后“内修外攘”之策造就了“乾淳盛世”,南宋方渐现“中兴”局面.     

南宋文人“出关”的文化阐释

在古典文学的阅读视野中,“出关”多指去边塞,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南宋文人“出关”,与战争无涉,而与朝政相关,其作为南宋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南宋“江南民力涵养论”始末

有关南宋初期财政,多归结为战时财政这一特征.实际上,绍兴八九年间,在江南士人的积极争取、推动之下,以息民、裕民为目的的江南民力涵养论产生并得以推行.其中,湖田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成为南宋政治中的重要课题.然而,绍兴十年宋金战事重开,在中央王朝的强势压力之下,这一涵养民力的理论遭到废弃.随着形势的稳定,江南民力涵养论不再为南宋王朝所关注,代之而起的是中央财政权力的加强和整个王朝财政体制的重新建构.     

“徽州古村落”诗八首

作家、诗人阮文生日前结集出版诗集《黑白徽州》,给诗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优雅的风。这里选择他写“徽州古村落”的诗八首,以餮读者。——编者     

南宋“说话”的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南宋“说话”的普遍性、团体性和专业性的特征,并认为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一是南宋社会经济的畸形繁荣,二是封建阶级的爱好和倡导     

论“鲁迅影像”中的绍兴空间营构

"鲁迅影像"作品中的绍兴空间,是"鲁迅影像"中最稳定、最成熟和最明确的空间意象。这一空间在电影文献纪录片、电视传记片和演剧传记片三种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体现了"鲁迅影像史"上不同的绍兴风貌。绍兴空间由风景、风物和风情三种不同符码组成,它们的编码规则代表着鲁迅形象的认知模式,并随着"鲁迅影像"定位和媒介影响而改变。绍兴空间也形成特定的程式:在画面和声音关系、绍兴空间的视线设置、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像内容的排序和比重都表现出一定规律性,也内涵着空间的权力秩序。绍兴空间意象内外视觉机制的形成从属于"鲁迅影像"建构,它具有为鲁迅形象的现代性目标诉求提供批判基础、构筑丰富情感的作品阐释空间和形成情绪氛围的功能。     

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

在中国文学史上 ,宋诗之所以确立与唐诗并峙的地位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构建了重“理”特质。考察以重理为核心的宋诗本质特征的形成过程 ,即清晰地表现出与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联。南宋后期 ,宋诗的重理特征发生变异 ,诗坛出现向唐诗重情范型总体回归的倾向 ,“宋调”至此而趋向式微。理学事功派学者本身多为文士 ,他们以反对深受理学影响的江西诗派为契机 ,倡言晚唐风韵 ,在实践上推进了“宋调”式微的创作进程 ;理学正统派在“心”与“理”的对立中使“情”得以高扬 ,从而在观念上促进了“宋调”式微的理论进程。由理学分化与“宋调”式微的各自进程 ,可以见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体化关系     

南宋“三省合一”体制下尚书省“批状”之行用

元祐以后至北宋之末,中央行政体制虽施行三省聚议及合班奏事之法,尚书省亦以"批状"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文书形式,但终未在制度上对三省机构进行实质性改变,而宰执"批状"处理权亦秉承熙宁十年诏令,置于皇帝的约束之下,并未如北宋前期之故事。这一局面直到南宋才有大的变化。南宋时之"三省合一"是对元丰改制以来中央行政体制的一次大调整,其调整方案依据的则是司马光等人的《乞合两省为一》的奏札。这一制度调整,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上表现为三省实际行政长贰的合一,以及具体办事机构和吏员裁减等诸多方面。在中枢政务运作方面,则实行给事中、中书舍人列衔同奏等行政程序简化措施,而尚书省亦能独立以批状处理日常政务,且此权力较之北宋当有所增重。只有综合考虑中枢政务运作与三省长官及机构设置问题,才能真正明白南宋"三省合一"的内容和实质。     

“徽州古村落”首登“国家印花税票”

这是安徽地税人奉献给“第1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的一份厚礼;这是全国税务人奉献给“上海世博会”的一件特殊的“展品”;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节用惠民”与“戢兵督劝”——南宋周必大民生思想及劝农实践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在助政四朝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对民生问题献智颇多.他主张“节用惠民”的爱民观以及“戢兵督劝”的劝农法,即通过“节约用度”来减轻百姓负担,以“惠民”来换取百姓拥护;通过“戢兵”以使“民安其生,农复其业”,君主和官员“以劝农为职”,与民共期“富庶”.周必大的民生思想既是对以往民生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长期的政务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创举,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宋经济之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     

南宋“中兴颂诗”的主题指向及动因

湖南浯溪摩崖的“大唐中兴颂碑”名传千古,后世出现了众多题咏诗,称“中兴颂诗”。其中,南宋的“中兴颂诗”尤为突出,其主题指向趋向一致,几乎全都寄托宋朝中兴志愿,与北宋相比差别明显。经考察发现,这种现象缘于南宋“中兴颂诗”与元结写作《大唐中兴颂》时相似的时代背景：靖康之变与安史之乱的相似,宋高宗、宋钦宗的皇权矛盾和唐玄宗、唐肃宗皇权矛盾的相似。南宋“中兴颂诗”主题指向的趋同,反映了文学因时代环境变化而发生演变的现象。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予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黟县“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第一期保护古村落简介

西递村 西递村：黟县碧阳镇东南8公里,现有386户1212人。村落形态完整,保存有古民居224幢,古祠堂3幢,古牌坊1座,古桥梁3座,古街道、巷道、水口环境基本保存完好。2000年11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

南宋时期，某些家族在经济上所达到的富有程度，时人称之为“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崛起于南宋之初的成纪张氏家族，即是这类家族中的代表。该家族起家于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张俊子侄辈人物有张子盖、张子颜、张子正、张子仁等，孙辈人物有张宗元、张宗尹等。自宗字辈以下，“取五行相生为次”，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