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与宪政：含义及其实现方式的变迁

民主、共和与宪政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基础词汇,然而,就学术界对这三个词汇的使用来看,仍然普遍存在语义含混现象。没有民主的共和是古典的共和,贵族色彩比较浓厚,共和必须经过民主意义上的重塑才能获得其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宪政也必须是以民主为支撑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压力,那么统治者往往不甘心其权力受到限制和制约,在此意义上,宪政乃是民主的产物,民主构成了宪政的基石。从发展趋势来看,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架构必然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     

论民主中的共和

共和与民主同样历史悠久,它们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脱颖而出,共和退隐幕后,共和中的一些内容被民主所吸收和容纳,民主吞噬了共和。但是,共和的价值和理念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始终存在,挥之不去,构成现代政治制度中民主和共和的奇妙结合。     

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政治的困境——以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与宋教仁对如何实现共和政治有着不同的设计,其要点是需要一段时间革命党独揽大权还是立即实行民主宪政;是权力比较集中的总统制还是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由于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现实,孙中山和宋教仁的设计都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建立陷入困境。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法治社会的理性共识——以《十二公民》诠释审议民主对个人偏好的转化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英雄德性与卢梭的政治哲学意图——对卢梭思想中苏格拉底与卡图问题的思考

由于卢梭既是一位"苏格拉底式哲人",又是著名的现代民主共和哲人,这种复杂的政治哲学身份使得卢梭的哲学意图变得复杂难辨。存在于卢梭思想中的"苏格拉底与卡图之争"构成了理解卢梭统一政治哲学意图的重要切入点。这一问题线索将以不断递进的方式,提示卢梭哲学意图中的三层核心要素。首先,卢梭从对哲学与城邦的双重关切出发,深刻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启蒙的反思;其次,卢梭以新的自然状态论及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打造民主政制设计,这一计划本质上源于卢梭在启蒙的新处境下为哲学辩护的内在理由;第三,在卢梭深层哲学意图的推动下,英雄德性问题成为卢梭政治哲学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对上述三层要素的总体把握,将有助于在整体上理解卢梭民主共和哲学方案的深层理由及其得失。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辛亥革命：中国政治现代化闸门的开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风云多变,但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辛亥革命及以后中国政治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民国初年马相伯的宪政民主思想述论

马相伯吸取西方宪政学理论,对宪法所研究的国家和国体,政治和政体,国权和民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严历批评了袁世凯及其继任者所推行的武人政治,积极维护民主共和,倡导地方自治,虽属照搬西方政治理论,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始终维护宪政和民主共和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

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两种失败并行不悖。民初中国既不是一个完全传统性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性的社会,而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实际上,民初中国应该选择介于帝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政治模式——过渡性强权统治。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武昌起义后张謇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及对辛亥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

张謇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的领袖。武昌起义后约一个月,其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坚持立宪到转向共和。张謇的这一转变,并非政治投机,而是由其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识时务顺应潮流,新生的政权维护资本家利益,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等因素促成。张謇转向共和后,在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反正,辛E亥革命很快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