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影响的实验研究及法律建议

对101名大学生采用“电脑死机范式”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呈现虚假证言的审讯策略与虚假供述存在显著相关;嫌疑人对自己无辜的确定性高低与虚假供述没有显著相关;在慢速条件下,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也对虚假供述产生影响。对此,应结合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嫌疑人虚假供述产生影响的实验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司法对策：改变刑诉法对呈现虚假证据审讯策略的模糊态度,明确禁止该审讯方式的使用;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加强嫌疑人与审讯员的平等地位;细化审讯规则,固定审讯模式。     

美国法学会“法律重述”及其对我国民间法研究之镜鉴

我国当下民间法研究方兴未艾,但非法学思维模式的泛滥和与法治真命题的隔膜使其始终难以摆脱生死之问的梦魇。美国法律重述以其明确的示范规则、缜密的说理论证和清醒的时代自觉获得了法律界广泛认同,成为美国法治王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国民间法学者不妨效法美国法律重述,针对法治难点和热点,将钩沉拾遗的精湛学术成果整编为翔实清晰的示范法,配以深刻严谨的评论和示例,供立法者和司法者参考采纳,促成别样民间法的生成。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从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其法治思想,认为法律应当具有至上性,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同时为实现其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还从立法和守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这些法治思想的精髓,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行政裁判中的强行法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同的依据在诉讼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根据行政裁判对不同诉讼依据的适用方式的不同,将之分为强行适用、选择适用和漏洞填补三种具体情形。本文主要探讨了强行适用的若干问题,认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际条约等在行政裁判中具有强法性质。     

论“直接适用的法”在我国适用的对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际私法立法中强化了强行法的规定。而在强行法中有一重要理论即"直接适用的法"。对于什么是"直接适用的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称谓。科学把握"直接适用的法"必须与冲突规范、强行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公共秩序、意思自治原则等加以区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虽对"直接适用的法"作了规定,但仍存在许多尚待完善之处。     

论英语中的“性别歧视”和消除策略

英语中存在不少带有性歧视色彩的现象,这是不同的社会地位、文化意识、社会偏见和传统观念等方面造成的,在交际写作中,可采用一定的语言策略,消除这种歧视现象。     

律师职业伦理制度化的法哲学意义及其风险

律师职业伦理经历了一个从单纯不成文的伦理道德到成文制度体系的演变。在法哲学意义上,经制度化的律师职业伦理更加接近于法律而不是道德,进而也使得有关律师活动的实践推理从道德衡量转变为规则推理。此种转变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但由于委托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其中蕴涵着道德分歧、过分简化和道德感的钝化三个方面的风险。对此,应在理论上确认,制度化后的律师职业伦理与未经制度化的律师职业伦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并存关系;律师管理者也应在实践中不仅强调制度构建,更要重视律师职业良心的提升。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潜规则”

文章重新厘清了"潜规则"概念的内涵,并通过分析潜规则与法律价值之间一致、冲突和无涉的关系,对潜规则进行分类研究。借鉴"上位"、"下位"的法学概念分析方法,提出"规则僭越"的观点,进而探讨了"规则僭越"在宏观意义上"法"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潜规则作为除了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其他力量在司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惯例、自治的规范和人情事理等手段成为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机制。     

语文教材中的“例文”及其编撰策略

"例文"的观念是在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批判中形成的。"例文"的实质是将本来含有无限可能性的诗文,限制在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点来作为"例子"。欧美的"文学"教育倾向采用"分析结构",语文课程知识含量丰富,这些知识往往通过"例文"这一途径、手段来进行教学,其"例文"编撰策略比较成熟。相比较,我国语文教材的编撰策略和技术仍属落后。     

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

想象性重构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技术,从属于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存在从多成员立法机关难以提炼出融贯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意图模糊不清乃至根本不存在等问题,需要运用想象性重构的技术来解决。想象性重构以古典解释学为哲学基础,通过搭建制定法律时的背景平台来重新发现历史上颁布法律的立法者面对系争问题将会如何处理的具体意图。但是,想象性重构的哲学基础易受批判,其解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该方法忽视了功效性等其他解释价值。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     

论“道”的自然法意义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说,道在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具自然法的意义。所谓自然法,是指与人为法相对而言的,它的基本精神是,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自然法理论要求法律有其伦理的或理性的理由。中国古代法律除包含一些法的实定法外,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法。道作为中国自然法,对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毒驾”的法律规制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毒驾”问题日益严重,学界呼唤“毒驾”入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由于“毒驾”与“醉驾”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处,随着“醉驾”入刑的效果日益凸显,效仿“醉驾”给“毒驾”立法的建议似乎变得可行.然而,通过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毒驾”立法进程的研究显示,“毒驾”问题之复杂远超“醉驾”,立法理念、科学技术、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约着“毒驾”问题的研究,也给立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毒品日趋泛滥的今天,给“毒驾”立法对于我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适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对我们顺利实现“毒驾”入刑,有效打击“毒驾”行为,遏制药物滥用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论“泛政策化”陷阱

中国存在泛政策化的传统,一是统治者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治理国家,二是把法律也当作政策来处理。政策应该被理解为行政机关的行动和自主的决策,公共性和规范性是其内在属性。如果说政策决定行动的性质和内容,那么策略则属于行动技巧的范畴,政策的策略化消解了政策的严肃性,扩大了公共权力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自由度;法律是关于政府行动和自主决策的制度约束,政策与法律的混同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唯政策化和以行政法治的名义消解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政策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政策的优化,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科学的公共政策观念。     

促销组合设计中的“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

促销在企业营销活动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促销的费用在营销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其效用却并不与其费用比重的增长成正比。企业在制定促销策略时,往往只是孤立的考虑单向的促销活动,面对企业的促销目标群体时缺乏灵活性,从而很难达到促销的目的。企业在设计促销组合时,应该巧妙地使用“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本文就促销组合设计中的“推动策略”和“拉引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企业在进行促销组合的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为营销实践者提升促销效用提供指导。     

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

本文立足于 2 0世纪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从哲学方法演变的视角上 ,阐述了“语用学转向”的内在动因 ;总结了语用思维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以及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哲学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观念 ,并从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合流的角度揭示了语用思维的意义 ;分析了科学解释模型、指称理论、真理观念和意向性思维朝向语用化的发展 ,揭示了语用学转向给哲学研究带来的新的思维和观念 ,指出“语用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 ,形成了新的哲学发展生长点。     

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控策略

现代经济活动中更加深化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的普遍存在,以及社会经济信息的分布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风险难以消除.在道德风险无法彻底消除的情况下,通过强化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责任,防控、缓解、降低道德风险的败德行为,不失为保障经济效益与道德效益最优化的有效途径.     

论“同命同价”法心理之正当性及其制度观照

死亡损害赔偿中民众同命同价的法心理,并非仅是一种朴素的良好愿望,亦非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种不理性的社会需求,其具有价值观念的崇高性与实践理性的正当性。民众同命同价的法心理与学术界对之的批判,是法律专业化与制度技术化之结果与表现。我国现行死亡损害赔偿制度事实上观照了同命同价法心理,民众与学术界对同命同价之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应建立新型的死亡损害赔偿制度以更好地观照民众同命同价法心理,促进法秩序的妥当形成。     

试论“囚徒困境”与法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集团间的政治冲突取向与囚徒困境很相似。在这种境况下,人类开始寻求解决囚徒困境的方式以促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因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显得相当脆弱。在此种社会语境下,人类解决囚徒困境要求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保证合作持续进行。法因有着国家暴力作为后盾,能及时规范博弈规则且不再产生任何社会成本,成为人类走出囚徒困境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