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审美观照下的男性文学形象

男性形象是女性文学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与男作家在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形象扮演着女性反叛传统文化、消解男权意识的对立面的尴尬角色。妇女解放在女作家那里已经成为审美想象的话语形态而存在。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遭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建构了区别于男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两性文学的共同发展。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张洁女性书写的误读之辨析

女作家张洁自新时期以来关于女性和爱情婚姻的书写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书写的先导和典范,但通过详细的文本阅读,文章认为张洁的创作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传统男性话语的突围。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采用了传统的男性审美视角,不仅没有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也没有构成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颠覆与解构。批评界对张洁“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权主义者”的定位,只是一种盲目运用西方理论因概念混淆而产生的误读。     

中国当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症候略论

日常生活叙事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呈现了多重景观:探寻日常生活的合理位置;呈现当代平民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凸显个体身体和精神体验性的日常生活;张扬审美化、物质化的消费社会日常生活.这多重景观的出现,不仅是在男性话语的盲点之上女性界说自身的一种要求,也是对作为主流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反叛和纠偏,在凸现了女性日常生活的多样存在的同时,也张扬了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中心话语的颠覆潜能.因此,对于文学研究工作者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去纠正来自主流文学批评和男性批评对女性文本的误读、错读并挖掘当下女性文本的生产性、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女作家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建构话语权威的可能路径,从而更新传统批评观念中对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屑小、无意义的否定性心理定见.     

简论20世纪30年代中韩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和韩国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自觉地融入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女作家们站在女性身份的角度,力图表现女性意识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从女性文学的立场上来说,是否融入蓬勃的历史话语与自觉的女性意识展现是一种悖论。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文化自审视阈下的“第二性”——从现当代四位女作家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一种主题演进

:2 0世纪女性文学的内部涌动着一条暗流———那就是女性文学对女性自身文化负面的冷峻自审和批判。在这一文学主题的发展演进中 ,凌叔华、张爱玲、王安忆、铁凝四位女作家的创作具有代表性。她们把外与内的批判结合起来 ,切入对女性文化负面的不同观照层面 ,形成了互相传承、递进和超越的关系。女性自审文学的发展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对女性深层传统意识的剥离与批判 ;二是反拨文化立场上的父权审美机制和男性话语 ,肯定了被压抑抹煞的女性欲念 (“恶”)的历史合理性价值 ;三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生命本体做的整体的否定和批判 ,深入了女性的欲望本体。这三个层面相互作用、渗透 ,在女作家们的创作中既共时 ,又历时地存在着。女性自审文学理应成为新时代女性写作的自觉的价值取向     

视角的"言说"——徐坤小说女性主义叙事模式解析

徐坤前期作品中性别置换视角模式的运用与超越，是一种“花木兰替父从军”式的写作策略，是徐坤以迂回战术实现对男性权威的拆解与颠覆，同时作家也借助这一策略在主流话语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份言说的权力，树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威；接着徐坤转用女性视角模式，以理性目光不断审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逼仄境遇（失语、失声、失身）和女性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易识的叛逆与解放话语─—现代妇女文学中的独身女性题材

易识的叛逆与解放话语─—现代妇女文学中的独身女性题材乐铄独身女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较为罕见的，这一形象在现代文学才多了起来，并且主要出现于现代妇女文学中。女作家所以常用她们作主人公，寄情托哀抒悲愤，也许是因为这一题材较有“戏”：独身女人是女人群中较格...     

《简·爱》: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的范本

女性文学是女作家写女性而又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简·爱》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部女性文学的范本，是女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女性整体命运的关怀，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首先，它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控诉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压迫。其次，它塑造了追求自立平等，维护女性尊严的新型女性的形象，较早地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抗争。最后，它把两性之爱升华为两性的心灵契合和精神交融，表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对两性平等的渴望。     

“双声话语”中的女性创作──对叶文玲小说的一种读解

本文抛离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尝试用女权批评的新阅读方式解构叶文玲小说；侧重于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述了女性写作的”双声话语”状态：一方面是女作家以源自于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和对真实的颖悟来关注描述女性人生；另一方面，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意识，她们在写作中常常遵从于一种男权的价值尺度，用男性话语来规范女性形象。借助于“双声阅读”，我们会发现：女性文本大多呈现出一种分裂、约束状态；作品在表层的“主宰故事”之下，往往隐含有一个“失声的故事”，那是女作家在无意识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     

新时期女作家创作角色的转换

纵观历史进程,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会导致文学的极大繁荣。新时期的文坛,同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活跃着许多女作家,她们以自身细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观察、体味、描写她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女作家有着男性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她们敏感、多情、充满幻想,但这恰恰也是她们的局限。我们发现,围绕自己的性别问题,女作家们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或者强调、或者掩饰,她们无法忘掉自己是女作家,女性的骄傲与自卑同时存在,以致于创作中常常因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转换,而暴露出女性作家创意的不稳定性。     

作家笔下的女人们─—女性意识的解读

女性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即社会（父权话语中心）对女性的认识和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从男性话语中心的女性、女性的突围和女性意识的期待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女性意识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批判的成熟，有赖于对男性话语中心有效的颠覆与扼制。     

阴霾天空下的向日葵——东北女作家的隐喻书写

对女性进行隐喻性书写是中国文学传统之一。在形形色色的对女性的隐喻中,写作者始终把女性置于男性的价值建构之中,体现出男性文化的规范与品位。东北女作家在对自我的隐喻中打破了把女性与自我隔离开来的传统的隐喻形式,返回女性本位立场,从而照亮了被遮蔽几千年的女性体验。     

跨越双重障碍的还原--海男《女人传》、《男人传》解读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海男的两部相关文本《女人传》和《男人传》 ,指出海男的这一写作是一次跨越男性中心话语和女性主义的盲点的双重障碍 ,还原男性和女性以及两性关系本来面目的尝试。还不仅对中国的女性文学是极大的充实 ,也显露了女性作家思维的深邃以及女性文学的无穷潜力     

性别意识与家国观念——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小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反共复国"的政治口号和"反共文学"、"战斗文学"的文艺政策下,女作家及其文学总是在国族大叙述的洪涛大浪中,被贬为"闺秀文学"、"主妇文学",然而实际上,该时期女性作家正是经由"私领域"的琐碎书写,在男性家国大叙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了自我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开拓了女性文学的一片天空。她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围了家国政治下传统温婉女性的定位,并解构了该时期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意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哈代：男权神话的守望者

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男性所创作的文本中,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作者情感抒发的载体。哈代以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和男性的话语将四部小说中的女性塑造成企图反抗、有所追求的但具有美德的女性形象,但是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屈于从属地位,体现了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模式。如果我们说哈代是位戴着面具的男权神话的缔造者,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哈代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而真正的本质是他通过语言叙述暴力,对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进行歪曲、压抑和扼杀,表现出他自身以及男权社会对这类女性潜在的恐惧与焦虑。     

穿越文本的精神历险——当代女性写作的原罪解读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书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爱与死、伦理和宗教,是女性写作的真正主题。人类精神中的原罪意识在徐小斌、铁凝等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意蕴深刻的文本体现和文化读解。原罪书写是当代女性写作再一次的精神历险,显示了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