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土文化的规范功能及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

乡土社会是以乡土文化为特质的特殊社会结构类型。乡土文化具有与现代法治类似的泛化权利义务功能、制裁功能、强制功能、秩序功能等规范功能。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嵌入,乡土文化发挥规范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即社会稳定与传统信任发生了改变,这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契机。现有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理论主要集中于以民间法为主导和以国家法为主导两条路径,以及国家整合与乡土社会变迁互向刺激-调适的第三条路径。第三条路径指明了发展方向,但未提供法治建设的合理举措,需要与新型信任体系、发达的社会分工、契约型乡土社会构建相匹配,才能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铺平道路。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对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城乡社会的家庭和婚姻结构,及其功能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同时也分析并指出了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转型社会中乡土纠纷的变迁

转型期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正在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呈现为机制观念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疏离、权力关系的演变与独立个体的崛起。城乡的巨大流动使得独立的个体在纠纷处理上具有足够的自由与话语权,不再受制于乡土秩序的约束。乡村纠纷因流动而出现了解决上的无主地带,进而刺激了乡村混混的暴力救济与纠纷解决上的丛林法则。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乡土之上,不再具有支配乡村个体的机制与力量。调解失去了其固着的乡村组织结构与秩序保障,随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原有的实质性调解被弱化成了表象性调解。     

中国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

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土壤,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是以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作为支撑点和归宿点。乡土社会具有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生产,以己为中心、家庭为本位的差序格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礼求和、家国同构的社会共同体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社会发展既有着小农生产的内卷性、差序格局中的非契约性和家庭本位下公共精神缺失的负功能,但也有着与现代化兼容的无限可能性,乡土社会的传统共同体为现代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厚实基础,修己安人、寓教化于生活对建构现代社会文化道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中国法治略论——兼述商品生产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本文概括了法治的寓义,分析了中国法治的动因,认为发展商品生产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根本动因,而特殊动因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所提供和培育的广泛而真实的平等基础、空前庞大的新型商品生产者群体,以及集体英雄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文章对中国法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涵也进行了阐述。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本文基于CGSS 2005和CGSS 2015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趋势，并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5—2015年，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有所提升，但机会公平感有所下降。模型分析结果支持“参照群体论”，但与“社会结构论”并不完全一致。在控制所有变量的影响以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结果公平感，并削弱机会公平感。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2005—2015年，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导致民众结果公平感上升和机会公平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机会公平问题应当在日后的公平感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法治社会化:概念及其功能

法治社会化是社会通过法治机制塑成社会成员信赖法治的思想、动机和态度的作用过程。其主要特征是 :国家推动性与社会主体参与性的统一、内化与外化的统一、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其功能主要包括评判、教育、实现、变革四个方面     

中国法治社会根基的可贵探求--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法治进程、模式、路径等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检讨、探索和省思,促进了法治研究和法治进程。其中,关于市民社会和法治的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这已涉及法治秩序建构的一个更根本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近马长山教授的新作《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下简称《法治》)一书,就是这方面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法治》将法治置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一历史发展的深层运动中去考察,并探讨了当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走向,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法治的社会根基。因…     

法权人格的确立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法权人格以法权关系为客观基础,通过法权意识这一中间环节,在社会历史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法权人格作为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人格体,其实质在于以个体自由的发达为前提,以主体性的充分觉醒为基本内涵,以“主体-主体”的交往形式为依托。在文化层面上,法权人格的缺位是中国法治社会生成的一个前提性困境,其培育与确立对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本文即是在弄清了社会交换实质的基础上,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认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交换的转型,而是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哀悼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变迁——一个社会学视角的观察

在中国农村,大年三十的黄昏和正月十五,人们都要为逝去的人上坟,以寄托哀思,表缅怀之意。但是,这原本应该肃静和庄重的场合,近年来却变成了热闹喜庆、人声鼎沸的场面,这种哀悼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变迁,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涵义。在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里,人们较为看重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无论什么人,一旦生命完结,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通过其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理性诉求以及与集权和专制的对抗,成为法治社会的阶级结构性基础;中产阶级的多元财产诉求,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对技术的支配、对消费的拉动成为法治社会的经济均衡性支撑;中产阶级把追求平等和消除不自由作为政治目标,把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契约作为经济追求,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构成法治社会的思想主流性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