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谐思想与群体文化差异的整合

儒家和谐思想对于整合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促进群体关系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基本理念主要反映在儒家以"尊礼素仁"、"和而不同"、"中节平适"为主的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上:而儒家"等级责贱"、"长幼有差"、"各得其宜"、.各安其分"、"明分使群"、"义分则和"、"亲民爱民"、"惠民教民"等理念则大致体现了儒家关于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整合的具体理念.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士人成为中国古代舆情主体的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舆情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士人主体,连结天、君、民之间的士人发挥着整合民意、参政议政的主体角色。形成这一独特政治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士人阶层的兴起、士人来源于民的天然联系,还有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以及谏诤与科举制度为士人参政提供的制度化途径。     

从《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看曹雪芹对儒家的态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教化在塑造传统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灵魂方面,作用至深至远.甄士隐、贾雨村和贾政是<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士人形象,伟大作家、思想家曹雪芹在这三个文学形象中寄寓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寓意.甄士隐是深受宋明理学浸染的士人,此人具有理学家所高倡的"内圣"人格,但同时又是个严重脱离现实生活、毫无治事本领的废人;贾雨村是儒家思想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之下产生出来的士人代表,其特点是知行不一,虚伪无耻;贾政是儒家"礼"文化化育出来的士人,品格端正,但因循守旧,不周世用.曹雪芹通过这三个士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礼记》伦理哲学的诗学旨趣

《礼记》是一部对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儒家经典。把《礼记》作为一个系统文本予以整体探究,以一种宏观的诗性视角敞开《礼记》所包蕴的儒家早期伦理世界,而非断章取义、纠缠于单一的伦理或者诗学观念,有助于藉此探寻中国士人的原型精神,进而深入思考出早期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轨迹,从历史纵深和横向发展的角度透视儒家的精神境界以及诗性人格建构。     

儒家责任伦理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传统儒家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线,在血缘亲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仁”、“爱”和“孝悌”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外在规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伦理观。儒家的责任观包括“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和妻顺的家庭责任,“内圣外王”的政治责任及“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儒家责任理论在当代对培养仁爱精神,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忧患意识,增强民族责任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心与礼的相合——朱熹礼学内化的厘清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儒释道思想呈互相融合与斗争之局面.此时朱熹对儒家礼学之建构甚为重视,认为礼为沟通人与天、行与心之必要桥梁,礼之实现为心与礼的相合.这种精神维度的相合有着宇宙论的合法性、永恒性和心性论的必然性、自觉性,因气禀存在着"圣人似的自诚明"与"圣人以外的自明诚"两种不同方式.朱熹以心与礼的相合实现了礼之内化,激活了礼的内在生命力,更以此开辟了天人合一之礼学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对乱世的反思

罗贯中深入描绘了人人欲为帝王、崇尚权变纵横的乱世景象,他认为谋略、气度、品性等因素,是成就霸业者必备的素质,罗贯中笔下的乱世英雄具有忠义的美德.罗贯中的价值观融合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与下层民众的江湖精神.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评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

《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作者何淑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专治明清社会文化史,现任教于台北大学历史学系。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作者的硕士论文《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后来出版成书),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新史学》,篇名为《以礼化俗——晚明士绅的丧俗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探讨了礼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以礼化俗。     

先秦儒家对孝道伦理的理性化诠释初论——以孔、孟、荀论为何行孝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各派学者对孝道有种种论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的先秦儒家承礼论孝,认为孝是习先王之道、报本返始之需;同时又积极开拓新的诠释理论资源,纳仁论孝,以孝为仁本和修身之要。通过结合礼仁,较为全面地论证为何行孝,既存续了孝礼本义,又开拓了孝仁新义,大大地充实了孝道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内涵,彰显了一种理性和创新精神。藉此,他们使传统孝伦理中"历史"与"自由"两种要素相辅相成、和谐一体,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但观过知仁,对儒家孝伦理的潜在弊端,亦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先秦儒家礼仪观与当代礼仪规范──《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九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早在上古,就有一套祭祖之礼,发展到先秦,礼仪的含义和内容,已相当完备,先秦儒家专门叙述礼的书,就有《仪礼》、忻L记》、《周礼》等多种。儒家学论的创始人孔子把礼仪看作是做人之根本,当然“礼”有个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是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各种仪式节文。狭义的礼是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仪,对礼仪的叙述也颇多。本文仅摘其要点并就其与当代礼仪规范的关系进行讨论。一、先秦儒家的礼仪观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论…     

晚唐重文轻武士风与士人命运

晚唐武宗朝后,君臣未能审时度势,重文教,轻武事,形成重文轻武士风,影响了众多士子的人生选择和个体命运.此风导致士大夫阶层更为清高的心理态势,助推了士人阶层与武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末世之中武人对士人的杀戮和报复.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切反思.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浅谈上古婚礼持雁的象征意义

古人认为婚礼是礼之本,《仪礼·士昏礼》记载的周代士人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项仪式。其中除"纳徵"以外的五个环节都要持雁为礼,古人基于雁的自然习性而赋予婚礼中的"持雁"仪式一定的象征意义:时、序、贞。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China''''s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Confucianism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制度化懦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近代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及其重建--以康有为与孔教会为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儒家处于消解过程中,康有为面对不可逆转的走向世界进程,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试图运用西方的宗教资源,使儒家在脱离权力和政治领域之后,依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持.本文分析了孔教会建立过程中,康有为所受到的儒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和社会的激进思潮的双重打击,从而为我们如何认识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一种反思性的题材.     

论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兼与亚里士多德比较

先秦儒家的"权"法可以归纳为三种:权宜、权衡、权变。三种"权"法的性质各异:权宜以适应、灵活性为主,权衡以比较、选择性为主,权变以反常、创新性为主。三种"权"法的功用大体上相近:既能为个体拟定行动方案,又能为群体创建或革新文化制度(礼)。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体现了古圣哲孔孟荀等人卓越的实践智慧,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公道"思想比较也颇多相通之处。